病理科医生常被称为医院里“说最后一句话的人”。他们坚守临床诊断的最后一道防线，用明确的病理诊断给临床医生指导，为患者争取更好的预后和更长的生存时间。

卞修武

从医34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主任，全军临床病理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师协会病理科医师分会会长。

陈杰

从医43年，曾任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现任国家病理质控中心主任及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系主任、长聘教授。

步宏

从医38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病理科教授，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

刘东戈

从医36年，北京医院病理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韩安家

从医24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杨文涛

从医26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乳腺病理学组组长。

为了更“精准”不断努力

病理学是研究疾病为什么会发生，机体有什么变化，如何发展和结局，从而揭示疾病规律、阐明疾病本质的医学科学。

病理学兼具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属性，在现代医学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由于病理学在现代医学发展中的这种历史地位和关键作用，有“病理乃医学之本”的说法。

在精准医疗时代，精准的病理诊断对指导临床医师治疗和保护患者利益最为关键，分子病理学起到越来越强的核心作用。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遗体解剖和病理研究在揭示新冠肺炎发生发展规律、完善诊疗方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病理学新思想和新技术正在得到应用或转化。病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宏观观察到微观识别，从单一技术到融合交叉，从主观经验判断为主到可自动化判定与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转变。

病理形态观察、分子检测、生物信息分析和人工智能辅助，共同构建“下一代诊断病理学”的技术体系和诊断要素。这也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分子病理学和智能病理学的研究及应用。

无论是日常医疗实践，还是重大新发疾病防控，病理学研究和病理学科的作用越来越凸显。

我国病理学科历经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创造了辉煌成就。但当前仍存在学科设置不利、人才体量不足等问题。

面临日益增长，且更为精细的临床需求，为应对新机遇、新挑战，应进一步优化我国医学学科布局，保持基础与临床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病理学等基础医学研究，更好指导临床实践。促进病理人才培养，推进病理学这一核心桥梁学科的健康发展，对于提高基础医学教育水平、提升临床医疗服务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与推进，国家一系列医改政策的出台和落实，病理学科应有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回归。

我们相信，病理学科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春天。

向探寻疾病本质前行

医学发展到现在，已从单纯的粗放医学模式转向精准医学模式。病理诊断也从单纯的形态病理诊断，转向形态诊断以及包括病理组学在内的综合病理诊断模式。

医学的发展对病理诊断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形态诊断要及时准确，还要尽可能提供诸如免疫组化各种指标以及分子检测等诸多证据，以适应不断扩展的精准治疗的要求。

应该说，没有准确的形态诊断和精准的分子病理检测，就不可能有精准的临床诊疗。病理诊断在现代医学中地位日益凸显，也为病理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来更多的挑战。

我曾经遇到十二指肠壶腹部的病例。患者在原就诊医院被诊断为低分化腺癌。因病变范围较广，认为不能手术而未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治疗。我们认为，该病例可能为溃疡性病变侵及胰头等较大区域所致，建议针对溃疡进行治疗。一个月后，溃疡愈合，病人做活检时发现原部位已无肿瘤。

由此可以看出病理诊断的重要性，如要维持原来诊断，病人可能经受不必要的大手术或化疗，而正确的诊断使病人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治疗。

现代医学离不开准确的病理诊断。尽管临床医学已有了巨大进步，尤其是影像学进步已使医学面貌焕然一新，但病例诊断还是不可替代的。

诸如基因组学、转录组学、病理组学等多种组学在病理领域的应用，正不断使我们病理医生有更多的手段。不断拓展病理学领域，使病理诊断更精准，为临床提供更精准的诊断信息。

数字病理和大数据更为病理医生提供了进一步改善业态的机会。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病理医生可能对疾病性质和本质进行探索。在越来越精准的医学实践中，病理医生可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们是医生的“咨询者”

病理科是一家医院医疗水平的重要代表。但非医学专业人士对它并不熟悉，甚至还常因读音，把它混淆为“病历科”，或把它误认作“检验科”。

其实病理科是负责利用医疗上获取的组织或细胞来进行疾病的诊断的。医学上把病理诊断作为最权威和最可靠的诊断，也形象地被称为“最后的诊断”和“诊断的金标准”。

病理利用临床、影像和实验医学获得的这些重要医学数据，尤其是病理科通过获取的病变组织和细胞数据的综合分析来做出权威诊断。

这就要求病理医生必须是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并经过长期严格培养的执业医生。正是由于病理医生的权威性，他们才被认为是各科医生最好的咨询者和合作者。

诊断是治疗的基础，没有正确的诊断就没有有效的治疗，有时候甚至需要通过一些治疗效果的观察来修正和完善诊断。

这就要求病理医生必须懂得所诊断疾病的治疗方案。

病理诊断在肿瘤的诊断中有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医学的进步，在更多的非肿瘤疾病的诊断中也越来越依赖病理诊断，包括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病理学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培养一位合格的病理医生非常不易，在中国，病理医生更是十分珍贵。提高医疗水平，培养一大批优秀的病理医生必不可少。

“最后一句话”背后的“十年功”

病理诊断的水平对医院整体诊疗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教授有句名言：“最后一句话要由病理学家来说。”

自大学毕业，我就踏上了病理学的漫漫征途。三十多年的病理工作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裘法祖教授这句名言的深刻含义，理解了病理学在医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但是，病理医师将“最后一句话”说对却并不容易，这背后是良好的医学专业基础和临床知识，以及严格病理工作培训和经验的积累。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神经外科医师对脑出血患者进行开颅手术的病理标本，由病理医师对脑出血的原因做出最后的病理诊断。

引起脑出血的原因非常复杂，除颅脑外伤，还可能是高血压病、脑血管畸形、淀粉变性脑血管病或脑肿瘤等。

病理诊断不同，临床医师选择的治疗方案和患者的预后也完全不同。而没有经过良好病理训练和经验积累的病理医师，很难对引起脑出血的原因做出确切的病理诊断。

在工作中我们发现由于阿尔茨海默病合并淀粉变性脑血管病引起的脑出血发病率越来越高，但由于以往缺乏对本病的足够认识，在很多情况下病理医师难以做出确切的病理诊断。

为此，我们进行了大量研究，在国内较早在尸检脑组织中证实，阿尔茨海默病主要的致病机制是由于β-淀粉蛋白在脑组织中沉积，导致正常神经细胞变性、坏死，从而引起认知功能障碍，并可沉积在脑血管壁上引起淀粉变性脑血管病，从而引起脑出血。

通过大量的病例积累和分析，提高了我们对本病的认识和病理诊断水平。从而为本病尽早进行临床干预，延缓病变的进展提供了可能性。

这充分说明，成为一名优秀的病理医师，还要在工作中不断学习，一方面是从书本上学习，经常阅读大量专业书籍和文献，努力掌握病理专业最新进展。另一方面还要在工作中注意不断积累经验，善于进行总结、分析和研究，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病理专业技术水平和临床病理诊断的准确性。

病理诊断在医院的诊疗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价值，没有正确的临床病理诊断，就不可能有精准的临床治疗。而病理科的工作常常是在幕后，病理医师不像临床医师直接面对患者，因此患者及社会对病理科工作的意义缺乏足够的了解。

长期以来，我国病理学科的发展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其中，人才不足是困扰病理学科发展的突出问题。多年来，优秀的医学毕业生选择病理专业的人少之又少，我国病理医师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医学发展需要。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应通过顶层设计，吸引更多优秀的医学人才从事病理专业。有了更多优秀人才投入病理学科，才能有更多说好“最后一句话”的优秀病理医师。

坐得住板凳耐得住寂寞

很多非医学界朋友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会问：“你在医院工作？是在哪个科？”

大家比较熟知的是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当我回答“病理科”时，往往看到他们一脸茫然。

有些人甚至误认为我们是“病历科”或“病案科”。因此，我很有必要给他们解释一下我们的具体工作。

病理医生不仅需要对疾病做出正确的诊断，还需要对一些疾病，特别是恶性肿瘤，如肺癌、乳腺癌、胃癌、结直肠癌等组织进行免疫组化指标和分子病理检测，以便临床医生对疾病进行靶向治疗。

作为病理工作者，要达到对每一个疾病的送检组织都做出精准的病理诊断，需要坐得住板凳、耐得住寂寞，需要数年的病理诊断实践经验积累，同时，还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新进展、新类型、新的检测指标和技术等。

病理医生不是孤军奋战，我们需要了解临床病史、手术情况、重要的影像学和生化检查结果等。经常需要和临床科室医生、影像科医生等沟通交流。

随着临床专科化发展，临床各个科室都非常希望病理科能安排相对专科的病理医生，参加疾病诊疗多学科讨论。但目前，我国病理医生明显不足，一些相对影响大的病理科也只能要求副高职称以上的病理医生选择2~3个专科方向，以满足临床需要。

从踏进病理这个大门开始，我由衷地对这个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显微镜是病理医生的重要工具，如同士兵手里的枪。镜下世界千变万化，其实是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一个时间点的微观表现。

软组织病理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专科方向。软组织疾病复杂多样，发生部位广泛。一个皮下发生的软组织肿块，可能是外伤后引起的反应性增生、也可能是良性肿瘤、中间型肿瘤甚至恶性肿瘤。而这些不同的病理诊断其治疗方式和患者预后完全不同。

随着分子病理发展，一些不同类型的软组织疾病可以通过分子检测辅助诊断，手术切除后新出现的肿块往往也需要病理医生进行病理诊断，以判断究竟是原来的肿瘤复发，还是出现新的不同肿瘤，其临床治疗方式也不同。

病理医生对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愿和你携手共同战胜疾病，这是我们病理工作者的追求和目标。

想到切片后那一张张面孔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自2007年10月开始实行专科病理，我选择了乳腺和妇科作为具体方向。

做出正确的病理诊断是病理医生的职责。一位年轻女孩婚前检查发现乳腺肿块，临床检查及影像学诊断均怀疑其为乳腺癌，姑娘从即将成为新娘的喜悦跌入人生的冰点。女孩在病理科门口焦急地等待乳腺肿块活检的病理报告，我把报告递给她，握了一下她冰凉的手说：“没事，不是恶性的，是一种特殊的乳腺病。”

女孩拿着病理报告的手微微颤抖，反复说着“谢谢，谢谢！”那转身离去的身影伴随着女孩拭泪的开心和激动，让我深深体会到，任何一个病理诊断对患者本人，甚至对其家庭都有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病理医生，我也常做出恶性肿瘤的病理诊断。有位农村妇女，拿到乳腺癌病理报告后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对在大城市看病的流程也一筹莫展。我耐心给她解释了病情，告诉她大部分乳腺癌通过正确治疗预后较好，并详细介绍了进一步诊治的流程，鼓励她积极面对疾病，战胜疾病。

这位农村妇女对着我耳朵小声说了句：“杨医生，你笑起来真美！”作为病理医生，有可能给病人带来不好的诊断消息，但是同样可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给患者面对疾病的信心。

随着技术发展，病理医生的责任已不单纯是病理诊断。各种生物标志物的检测、新技术的运用、筛选适合各种治疗的患者、判断患者的预后都成为病理医生的职责。

中国病理同仁们锲而不舍地为我国病理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而努力，也自豪地看到中国病理不断地进步、规范和完善。越来越多的中国病理人登上了国际病理舞台。

我牢记着我们科病理前辈们常说的一句话：病理医生看到的是一张张切片，想到的应该是切片背后的一位位患者。为每一位患者的正确诊治保驾护航，这是我作为病理医生职业追求的永恒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