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文刊于5月10日解放军报01版；解放军报特约通讯员 左胜男
卞修武在工作中。图片由陆军军医大学提供
5月5日深夜，重庆。
室外大风呼啸，室内灯火通明，刚结束隔离的全国政协委员卞修武院士在实验室，带领团队骨干进一步研讨新冠肺炎病理和精确诊断相关学术问题，讨论课题、观察切片、修改论文……
卞修武是陆军军医大学教授、全军临床病理学研究所所长，2月8日奔赴武汉抗疫一线，直到4月16日圆满完成任务后才随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回撤。在身经百战的卞修武看来，这次抗疫“比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要难”。
刚到武汉时，没有新冠肺炎患者尸检的相关政策依据，没有依托机构和实施资质，没有充足人手开展工作，没有符合生物安全的尸检平台和病理室……特殊情况下，一切只能从零开始。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伊始，作为病理学专家，我知道尸检对于治疗一种重大新发传染病的意义，所以积极呼吁尽早开展尸检工作。”卞修武说。
为什么必须做遗体病理解剖？卞修武这样解释：“病理乃医学之本，尸体剖验就像疾病诊断的‘侦察兵’，病理诊断就是临床医生的‘眼睛’。只有通过遗体病理解剖才能全面揭开新冠肺炎病毒的真面目，才能在诊断中帮助临床医生分析可以用什么样的‘武器’进行精准反击。”
没有尸检室，就搭建国内首个负压生物安全尸检方舱；没有足够尸检人员，就自己上台解剖；没有新冠肺炎解剖资料，就边解剖边总结，临床标本与病理研究相结合，揭示发病机制、寻找病毒分布规律……烈性传染病尸检工作“脏、累、险”，尸体转运解剖，标本取材，病理制样、检测和观察，每一个环节都面临巨大风险，鲜为人知的尸检室和“红区”病房一样，都是“硝烟弥漫”的战场。
回想起在武汉进行的第一例解剖，卞修武记忆犹新：“武汉初春的深夜，气温偏低，但在尸检室内连续工作3个多小时后，防护服里的衣服早已湿透，缺氧导致身体乏力，长时间的站立又加剧了腰痛。但当我第一眼发现病变组织最本质、最原始的状态时，所有难受瞬间就无影无踪了。”
卞修武带领团队在疫情防控一线先后完成40例新冠肺炎患者遗体病理解剖工作，他牵头探索研究的新冠肺炎病理学改变的相关内容，被全文纳入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填补了新冠肺炎诊疗规范中的病理学空白。
当笔者问卞修武在抗疫一线如何顶住压力、坚定前行时，他的回答铿锵有力：“因为我相信，这是国家和军队的需要，更是人民的需要！”
采访手记
■左胜男
战“疫”，需要勇气，更需要科学。面对采访，卞修武说：“未来战场变幻莫测，未知的东西很多，我需要继续研究。”作为军医大学教授和全军临床病理学研究所所长，卞修武身上有一种强军兴军的责任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改革强军新时代，呼唤更多像卞修武一样敢于攻坚克难、敢于夺取胜利的科研工作者，面对未知的挑战，用严谨的态度、科学的路径寻找答案，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科学利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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