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从容

病理学乃医学之本，是横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一大桥梁学科，不仅外科手术需要在病理学指导下正确实施，而且许多内科疾病也需要病理学辅助才能够得到明确诊断。

现而今在我国整个妇幼体系当中，各亚专科和各委员会都已风起云涌，在新兴科技浪潮的驱使下，病理学作为医学之本和指挥棒，成立了自身的妇产科专业病理委员会。在前不久召开的第九届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发展大会上，中国妇产科网有幸对我国病理学专家、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刘从容教授进行了专访，刘教授就专委会的工作内容和人员组成、发展愿景、我国妇产科分子病理发展现状及国内外差异等内容进行了精彩阐述。

病理专业委员会成立的深意

工作重点都有哪些？

刘从容教授：妇产科病理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专委会成立后将在国家管理机构的主导作用下进行基层人员的基本培训、制定行业规范从而达到规范化诊疗，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合作。妇幼保健协会系统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国家行政隶属上的体系完整性，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有助于协会开展各项工作。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是目前诸多的科研数据和指南往往仍然依赖于国外资料，归根结底是由于我国缺乏来源于自身人口系统的数据支持，而大数据的获得则需要依托于妇幼保健系统庞大的国家主导作用来进行。

病理专业委员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是大数据的采集，以宫颈癌诊治为例，众所周知宫颈癌的发生主要与HPV-16、18型感染相关，但是HPV16、18型感染在我国的流行病学现状、HPV疫苗对中国人的有效性研究目前仍然缺乏权威性的系统数据，这只是冰山一角、沧海一粟，大数据的采集任重而道远。

妇幼系统的另一大优势在于临床和病理都处于整个妇幼保健协会的集体领导之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合作，临床和病理亚学科间的交流比任何组织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事实上，妇幼病理往往与儿科病理密不可分，尤其是围产期和新生儿阶段，死胎、死婴的病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既往妇幼与儿科病理处于孤立割裂状态，现而今将儿科病理纳入妇幼保健系统后实现了多学科的融合和相互促进。

在采访中，刘教授衷心感谢协会领导长期以来密切关心、关注病理专委会的工作，在最初框架的构建、愿景目标的设计等方面给予了很多指示、帮助和指导性意见。妇幼保健系统带有一定的国家政策性和主导作用，希望在未来国家能够从行政隶属上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在国家政策的制订和顶层设计上给予帮助，鼓励开展联合多中心的有中国特色指南的大型临床病理研究，收集有中国特色的大数据，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我国的指南，这项工作的成功开展实施离不开国家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加强联系，学科融合

病理专业委员会未来的工作展望

刘从容教授：第一，加强临床与病理间的联系；第二，加强多学科间的融合。由于国土幅员辽阔，我国病理学的发展如同经济状态一样，各地区间存在不均衡性。中国顶级病理机构基本已经与国际接轨，但广大基层病理机构的发展可能落后国外几十年。

差异的缩小甚至消除需要在成立病理学专业委员会后，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和相关经费支持下进行统一规范化的人才培训得以实现。众所周知，人才培训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十年育树，百年育人，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短期内力争在人才培训的同时在体系内建立带有国家鼓励性质、倡导性质的健全的病理会诊系统，以妇幼保健系统管理性的网络为依托迅速蔓延，使得稀缺的优质病理资源真正意义上覆盖全国，这对我国妇幼保健系统的整体发展和医疗安全的保障都是至关重要的。

将“妇、幼”相结合

妇幼病理和普通病理之间有何区别？

刘从容教授：最大的区别即在于，普通医院和机构的病理例如中华医学会，多来自并专注于妇科系统，妇产科病理主要服务于妇科肿瘤的诊断和指导治疗，术中病理决定手术方案，术后病理与后续治疗密切相关，相比之下产科病理则被弱化。事实上产科病理更接近于内科系统疾病，诊断所依赖的信息量较少，因此也更为困难。产科学要求病理医生对于内科疾病的掌握能力更加宽泛，包括患者的症状、体征、相关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等。

另一显著区别在于胎盘及滋养细胞病理。胎盘是人体内存在时间最短的一个脏器，从无到有十个月即完成其使命，虽属于胎儿附属物，但包括胎盘粘连、胎盘植入及肿瘤性病变等均可直接危害母体健康。滋养细胞肿瘤的研究目前是人类认知的短板和妇产科病理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对于其深入研究应当通过妇幼保健病理将“妇、幼”相结合，以期与国际接轨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分子病理学的黄金十年

我国妇产科疾病分子病理的应用现状如何？

刘从容教授：过去十年是分子病理学的黄金十年，在整个病理学界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新的发展高峰，相对于众所周知的更早引入分子病理模型的其他学科，如乳腺、肾脏、淋巴造血器官、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妇产科系统的分子病理发展相对落后，随着卵巢二元论等理论的崛起，近年来妇产科分子病理学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妇科分子病理领域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遗传性肿瘤综合征：古人云“大医治未病，中医治将病，下医治已病”。目前临床医疗的现状多停留在“治已病”层面即“下医”，而最上乘的医疗则是指“治未病”即预防医学。以安吉丽娜朱莉为例，通过基因检测，由于携带遗传性肿瘤综合征致病基因，注定其一生中发生乳腺癌或卵巢癌的概率高达60-70%，对于此类患者医生应当如何防范其肿瘤发生发展？通过二代测序等各种检测手段，关于PJ综合征、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等已出台了诸多国际指南。这要求医生理应站在一个“大医”的高度，不仅为已病患者明确诊断，同时能够预知其家系未来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应当积极配合生殖医学的巨大飞跃，利用三代试管婴儿的筛选机制，在受精卵中优选出健康胚胎后移植到母体内，使诸多遗传性肿瘤综合征患者从此摆脱家族魔咒，阻断异常基因在子代中的传递。

第二、妇科肿瘤的分子分型：传统分型的主要依据是临床资料或病理学形态资料，难免有失偏颇。现阶段对于肿瘤的新型认知更强调于从组学和全景的角度， 360°全方位了解肿瘤特性，通过对妇科肿瘤的全新分子分型，提高疾病诊断的准确性，实施个性化靶向治疗，精准医疗方才得以实现。例如，依托于TCGA数据库全人类基因组计划，2013年由《Nature》杂志引导建立了良好的子宫内膜癌分子分型，期望该分型能够尽可能软着陆应用于临床实践。

第三、疾病特异性诊断：随着新分类方法的出现涌现出了许多疾病特异性的诊断和新技术的应用。以葡萄胎为例，30年前，孕妇常因妊娠4-5个月未闻及胎心，子宫大于正常停经月份而拟诊为死胎引产，后病理证实为葡萄胎，中期妊娠引产对孕产妇身体损伤较大，随着影像学和检验学的发展，现而今通过B超和敏感性HCG的检测可以早在停经8周左右即明确葡萄胎的诊断。而既往所有葡萄胎经典病理学形态指标均为依托于妊娠4-5个月时绒毛的形态，此种形态学的改变导致病理学家对于结果的判读出现偏差，葡萄胎的诊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求广大病理学医生与时俱进，拥抱新技术，迎接挑战，实现病理学与妇产科学相应新技术的接轨。例如应用于亲子鉴定的STR技术，通过母源性、父源性基因的分析，精准判断是否葡萄胎、部分性或完全性。葡萄胎的诊断仅仅是疾病特异性诊断的冰山一角，还有许多其他相关性诊断。

综上所述，遗传性肿瘤综合征、从全景的角度分析肿瘤、应用病理学新技术应对临床新技术以上三点将是妇产科分子病理未来发展的三大方向。

广大基层医院仍存在盲区

我国妇产科病理研究进展及国内外差异有哪些？

刘从容教授：如前所述，我国分子病理学的发展存在更为显著的地域差异。中国顶级病理机构的分子病理与国际基本同步，而广大基层医院对该领域的认知仍然存在盲区。究其原因有硬件及软件两方面因素，硬件的改善可以通过购置设备等较容易实现，而软件问题主要包括：病理学和临床医师分子病理学理念的建立、分子病理学报告的解读、分子病理报告与患者诊疗计划的整合、患者个性化治疗方案的制定等。妇幼保健系统及妇产科病理学各学术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责，即在于对广大基层医师进行相关理念的宣教和知识体系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