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故事开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就读的是比较有名的省属重点中学。我们那一届初中三年没有外语课。初中毕业填报高中志愿时，要写明学英语还是学俄语。

　　当时，一边倒学习苏联，需要大量懂俄语的人才，人们都说学俄语很吃香。但我也听人说，英语用途广，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用的语言，还是学英语好。我并不懂得这种种说法的具体含义，只是懵懵懂懂地选择了学英语。

　　直到高中才学外语，显然是晚了些，造成外语学习的先天性不足：发音不准，朗读困难，听力就更差了。

　　刚开始，我和其他同学一样，都是带着好奇心接触英语的，心想学习英语之后，就听得懂外国人说话、可以看外国的书了，还可以唧唧哇哇地与外国人对话，这多有意思啊。因此，一到英语课，就比较兴奋，觉得新鲜而有趣。

　　但好景不长，随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许多同学认为背英语单词太难、太枯燥无趣了，不愿意花时间去背诵，学习热情渐渐减退。

　　如同现在常见的马拉松比赛，有成千上万的人站在起点，个个精神饱满，情绪高扬，发令枪一响，在漫长的跑道上逐渐拉开距离。许多人不能坚持下去，甚至干脆中途退出，只有一部分人咬紧牙关，把体能发挥到极限，坚持跑到终点，成为赢家。

　　说到学英语的困难，我也有同感。为了背单词，我用粉笔在家里那张磨掉漆、褪了色的方桌上默写单词，边写边念，写了擦，擦了写，常常花费一两个小时，背得口干舌燥，七窍冒烟。

　　背熟一大堆单词后，我心里乐滋滋的。这种快乐，把单调乏味的感觉一扫而光，并且产生再读再背的愿望。好奇变成兴趣，兴趣变成爱好，学习成绩越来越好。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高中三年，我一直是英语课代表。作为课代表，不但要保持优异的学习成绩，还要帮助其他同学学习。现在，两鬓堆雪的高中老同学聚会时，还有人说，英语老师最欢喜你了。我说，这很正常啊，哪个老师不喜欢学习用心的学生呢。

　　转眼高中毕业了。高考志愿填报在班主任的严格指导下进行，学生逐个被班主任叫去谈话。我的班主任就是英语老师。

　　我被叫到时，十分紧张，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班主任说，按照你的学习成绩，我保证你上清华、北大。但是……他停顿下来，取下眼镜，擦擦镜片上的水汽。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口。

　　他擦了眼镜再戴上眼镜，这也许是为了让我有心理准备，也许是为了控制一下他的情绪。接着说，但是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只能填报普通师范院校，就是师范，也只能填省内的。听了班主任简短的几句话，我忐忑的心突然不跳了，变成了一块石头，一直往下沉，头脑里一片空白。

　　在这之前，我早有心理准备，晓得自己很可能过不了政审这一关。那时的政审，不是着重审查学生的个人表现，而是审查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我有一种预感：填这些师范类的志愿也没有用，只是走走形式而已。

　　果然，高考后我收到的不是大学录取通知书，而是“高等学校教学辅助人员训练班”的录取通知。我问老师，这个训练班是干什么的，个个都摇头。从字面上猜测，估计经过训练分到高校去工作。也好，总算有个饭碗吧。我带着落榜后的失落、凄惶，以及对未来的茫然，来到省城。

　　在训练班得知，由于大跃进时高校迅速扩张，对教学辅助人员的需求相应增大，为此，高教厅从高考落榜生中招录了一批人，办了这个训练班。教学辅助人员，就是在高校各学科的实验室从事有关技术工作的实验员。

　　二十天的训练，主要是政治学习。另外，针对我们要去高校工作的特点，进行自学成才教育。某化工学院硅酸盐系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实验员，讲述了通过自学走上大学讲台的故事。这种典型教育深深地打动了我。自学成才四个字，犹如一盏明灯，让我在茫茫迷雾中看到了一条伸向远方的路。

（二）

　　我被分配到省里经济较差地区的一所医学院。学院规模不大，是“大跃进”时期省城老牌医学院派生的分院，刚刚独立不久。

　　后来又被莫名其妙地被安排去了附属医院的“制药厂”。名为制药厂，实际上是医院的制剂室，这名字还沾着“大跃进”的味道。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洗瓶子，搬运蒸馏水，灌装葡萄糖和盐水，粘贴瓶签。

　　最苦的事当数清洗盐水瓶。盐水瓶要经过碱水刷洗和浓硫酸洗涤。双手在碱水里长时间浸泡，最少一两个小时，有时甚至半天。惨白的双手裂开一道道鲜红的口子，疼痛钻心。用浓硫酸处理瓶子时，强烈的酸味直呛鼻子，不在意就会有酸液沾到衣服上，当时看不出来，过后，衣服就烂出无数大大小小的洞眼。

　　在那个年代，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一种流行做法就是“劳动锻炼”。我想，反正年纪轻轻的，累不死人，安下心来好好干，接受锻炼。

　　三个月后，情况出现了转机。轮流到“制药厂”来劳动锻炼的病理教研组组长看中了我，要我去病理教研组做技术员（实验员）。于是，我走进病理学教研组，开始接触医学了。

　　填报高考志愿时，许多学生的眼睛只盯住理工科专业，对医学和农学是不屑一顾的。现在我才知道，医学原来并不简单，是极其复杂的科学。医学生要学习十几门基础医学课程和十几门临床医学课程，学制比理工科长。病理学属于基础医学，也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

　　到了病理教研组，一切从零开始。应当说，医学院不但有良好的学习条件，而且有浓厚的学习氛围，促使我在自学之路上走得比较顺畅。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知识分子如果钻研业务，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戴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但医学院的情况要好得多。院长兼党委书记是红军干部，重视提高教学质量，鼓励老师钻研业务，也很尊重知识分子。

　　因此，许多老师除了上课、做实验，空余时间都在看书学习。怪不得我来报到时，这里的干部都很热情，不像别处那样冷冰冰的。人事科长一直笑眯眯的，十分和蔼，想不到他是老红军大干部；女干事快言快语，几句话就消除了我郁积在心的高考落榜自卑感，鼓励我们好好工作，自学照样有前途。

　　教研组办公室书橱上，整整齐齐地排列了许多英语病理学书籍。这些书又大又厚，有的比砖头还厚。刚刚走出中学校门的我惊呆了。真羡慕这些大学老师。我如果有一天也能像他们一样看医学英语书，那多好啊。

　　一个老师告诉我，图书馆有一本适合病理技术员（实验员）看的英文书。我立即走进图书馆。图书馆在教室楼底层，占有四五个教室。阅览室陈列出一些英语和俄语的医学杂志，书库里见到为数不多的英语医学书籍。

　　我却似刘姥姥进大观园，看得眼花缭乱。这时，我庆幸高中三年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英语语法基础，决心好好自学医学英语。

　　谁知，医学英语比普通英语难学多了。最难的是那些长长的医学词语，它们如同形状怪异的岩石，突兀在阅读道路上。对付这些拦路虎，我有两个办法：一是保持兴趣；二是做到坚持。兴趣渐渐变成了习惯，好像一天不与英语见面，就缺少什么东西。早晨晚上和星期日下午，我都到实验室里看书。

　　那时的业余文化生活极其贫乏。学院有时在周末放电影或办舞会，好像对我没有吸引力。舞会在教学大楼一楼大厅举行，悠扬的舞曲在大楼里回荡。我把实验室的门关起来，陶醉在英语世界里。

　　几年之后的一个早晨，我在实验室里阅读专业英语书。一位微生物学副教授悄悄走到我身旁。不善言辞的副教授操着一口湖南话问我：你能看得懂吗？我一愣，心里想，你不是怀疑我吗？太瞧不起人了。我没有回答。

　　副教授接着说，我来考考你。他在书上扫了几眼，指了一段，问道：这是什么意思？我看了看，说出了中文意思。他又指了一段，我又作了回答。副教授笑了：不错，不错，小周，你学得很好。至今，我忘不了这位副教授善意的“考查”和真诚的鼓励。我也从中领悟到，我并不孤单，许多老师同事在关心我。

　　此后，我便不时主动争取一些资历深、英语好的老师指导和帮助。

　　我一边学英语，一边自学或旁听了医学基础课程。接着发生“文革”，高校“停课闹革命”，时间比较多。我又旁听了主要的临床医学课程，还到附属医院内科门诊和病房见习了9个月。在这期间，我啃了几本厚达千页以上的英文版医学专着，从头到尾，一页不差。

　　业余时间就这样在不断翻动的书页里滑过。

（三）

　　难忘1973年9月。中国医学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辑部寄来四本当期的《医学参考资料》。我与W老师合作的一篇5000字的译文在这一期得以发表。《医学参考资料》杂志前身叫《国外医学》，但“文革”中忌讳“国外”二字，所以改名。

　　这本杂志反映国际上医学研究的新进展，文章质量是一流的。我的译文处女作能在这样权威的期刊上发表，可以说是对医学知识、英语阅读和翻译水平的一次大检验。我拆开杂志，用鼻子尽情享受着油墨的芬芳，心底涌起一阵难以言表的喜悦。

　　消息传开后，老师们投来赞许的目光。刚过而立之年的我，有了不少沉稳和淡定，知道这种事情不必张扬，只能自己偷着乐一乐而已。因为，像我们这样不是“根正苗红”的人，要“夹着尾巴做人”。况且，认为看外文书有“崇洋媚外”之嫌的人总是有的。

　　以后，我继续在这家杂志上发表译文，编辑部还委托我翻译了一些重要文章。1975年6月底，暑假在即。编辑部给我寄来厚厚一叠英文影印件、一本稿纸和一些邮票。

　　英语文献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关于病毒性肝炎的技术报告。编辑部希望尽快译好尽早发表。几十页的长文，不是一两天就能译出来的，我只好小心翼翼地放进行李包，带回居住的H市。

　　我们一家四口人蜗居在二十平米的房子里。白天做家务，晚上等小孩睡觉了，我才在紧挨着床边的桌子上铺开纸张，埋头翻译。没有电扇，通风也差，只好赤裸上身，脖子上挂一条毛巾，不断擦拭脸上和肩背部豆大的汗珠。蚊香呛人的味道不时驱赶着困倦。记不得忙了多少个夜晚，最后誊抄用了50张400字的稿纸。

　　1973年到1977年，我在《医学参考资料》上发表了12篇译文，仅收到过一本挂历和一本袖珍的英汉医学辞典，年底有一张油印的感谢信。说实话，辛辛苦苦搞翻译，真的不是图什么物质利益，因为那时取消了稿酬制度；也不是为了晋升职称，那时根本不搞职称评定。

　　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兴趣爱好而已。我在一篇篇阅读过程中，在一句句翻译过程中，收获了快乐。

　　人们常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教研组主任安排我担任病理实习课的教学工作。高校教师与实验员是两个不同系列，如同医生与护士属于不同系列。

　　教师的任务是讲授理论课和实习课，而实验员做的是辅助教学的工作，比如实习课所需的标本、试剂、器械等，一般不会讲课。显然，能够胜任实习课教学的实验员少之又少。

　　我头一次走进课堂，出了怯场的洋相。满脸通红，声音颤抖，心里噗通噗通直跳。学生知道我是实验员初上讲台，发出轻轻的笑声。几分钟后，我就适应了。我除了尽力把课讲好，有时还给学生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新知识。这些新知识多数是我从英语文献上看到的，学生听了觉得新鲜。

　　有一个学生学习很用功，问我怎样提高英语阅读能力，我建议他学习笔译。在笔译的过程中，要对汉语文字进行选择和组织，加深对英语原意的理解。他就借了一本英语病理学教科书，把翻译好的段落给我看，希望得到帮助。我花费时间替他一一校对，纠正不当和错误。后来这个学生考上了研究生。

　　我不禁想起16年前“高等学校教学辅助人员训练班”的自学成才教育。在它的影响和鼓舞下，我也终于走上了大学讲坛了，小小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四）

　　“文革”结束后，因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我从医学院调到H市一家医院，在病理科做医生。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兴起学英语的热潮。当时H市不大，大多数中青年医生的英语水平都不高，能阅读英语书刊的人甚少。老医生虽有一定英语基础，但由于长时间政治运动的影响，多数人把英语丢掉了。

　　卫生学校的英语老师没有学过医学，对医学英语的翻译有时未必准确。因而我的医学英语特长就派上了用场，我与英语的情缘更加深厚了。

　　我在自家医院举办过多次英语学习班，应邀在本市最大的两家医院举办过翻译学习班。没有现成的教材，我就自编讲义，自刻蜡纸，并从最新的英文医学杂志里选摘出许多例句。

　　经过修改补充，最后形成了十几万字的《医学英语翻译教程》。参加学习的医生有不少是本市的医学名家。听讲课，他们聚精会神；做练习，他们一丝不苟。这种好学精神激发了我的教课热情。

　　我还参加了本地区卫生技术职称的英语考试命题和阅卷工作。

　　与此同时，我乐此不疲地阅读大量本专业及相关专业的英语文献，做了上千张文摘卡。《医学参考资料》恢复了《国外医学》的刊名，并出版了不同学科的若干分册。我在多种分册上发表了20多篇译文。

　　后来，在广泛阅读和翻译医学文献的基础上，我的兴致又提高了一层，在省级以上杂志发表了十几篇文献综述。

　　所谓文献综述，就是针对某专业的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或某一个问题，搜集大量相关资料，综合分析整理出研究的最新进展、不同学术见解或研究建议，这样写出来的一种学术论文。

　　同行们很惊讶：你在小医院工作，这么多英语文献是哪里来的？确实，本地的条件十分有限，但我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文献，比如外出参加学术活动，就抽时间钻进医学院或大医院的图书馆，总是得到好心人的支持。

　　八十年代初，我带着介绍信走进省城一家大医院图书馆，想查阅英文杂志。管理员看看我，看看介绍信上的公章，不冷不热地说，架子上有当前的英文杂志，你就在这里看吧。言外之意是不好查阅以前的杂志。

　　我知道，他是怀疑我能不能看懂。还好，我在架子上发现了几篇有用的文章，就掏出随身带来的笔和纸，顺利阅读起来，并且边看边记。要下班时，管理员忽然热情起来，主动和我攀谈。他说，他们这样老牌的医院，现在能看英语书刊的老医生不多了，年轻医生更少。下午，我再去的时候，他破例让我进入书库查找资料。

　　九十年代，省里的专家邀我参加编写病理学专著，担任第一副主编（排名第二）。我翻出经年积累的文摘卡，并向其他编写者提供了一些参考文献。长期阅读英语文献的爱好和习惯，再次发挥了作用。我忽然想起陆游的一句名言：书到用时方恨少。

　　两年前，由于身体原因，我结束了退休后又返聘10年的病理科医生的工作。虽然远离了工作，不需要查阅英语文献了，但毕竟与医学英语结伴五十多年，情缘颇深，还是挂念。有时候，我打开免费的英文医学杂志网页，读读新的文章，就像见到老朋友那样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