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德蕙教授老家中，我们「《中国病理人的足迹》寻访团」找到了一篇写陈老毕生经历的长篇报道——《显微镜下的华彩乐章》，现附上，供大家赏阅。

人类发明了电子显微镜，用来解释自然的生命之谜，假如有一台人生的显微镜，那么生命该是什么样呢？

                                           ——摘自采访手记

一、囚牢里，穿红呢大衣的姑娘 

一九四八年初冬，旧中国的都城南京。天空中布满了阴沉沉的雾霾，湿冷的空气袭向稀廖的行人。浑浊的长江水缓缓地流着，显得了无生气。江面上，冒着黑烟的船只，间或闷闷地拉一声汽笛，就像一个垂死的病人在挣扎着，更加重了这座古城的阴冷凄凉。此时，盘踞在这里的腐败政权，也像这阴郁灰颓的天气一样，已处于最后崩溃的前夕了。 

解放战争的胜利炮火渐渐逼近城下，眼看大势已去的蒋介石，一面仓皇地做好了南逃的准备；一面，却大规模地逮捕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学生。刹那间，白色恐怖的阴影淹没了整个南京城。 

然而，在阴森恐怖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囚牢铁窗下，一阵高似一阵的歌声，冲出了层层铁栏，震动了高墙内外——

坐牢怕什么？

我们不怕死

生要站着生

死要站着死……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胜利

……

原来，这些慷慨高歌的年轻人，都是最近关押进来的青年学生，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是：参加了五月二十日（史称五·二零）那场震动中外的南京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有了所谓“共匪嫌疑”。 

在这群天不怕地不怕的热血青年中，有一个细高挑、白皮肤的姑娘显得尤其活跃。她身穿一件枣红色薄呢大衣，穿梭忙碌于难友中间。一会儿，给同学传条子，送报纸；一会儿，安慰年幼的小同学；一会儿，又跑去照顾体弱多病的同学。随着人们亲切地称呼“陈大夫！陈大夫！”，她像只火红的小鸟，应声飞来飞去，好像此刻她并不是在坐牢，而是在家里和同学们举行热烈的生日晚会。 

这个穿红呢大衣的女青年，就是今天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卓有成就的传染病病理及超微结构病理专家，现任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常务理事陈德蕙同志。当年，她只有二十五岁。

那时，陈德蕙是南京中央医院的助理医生，不久前，刚刚从江苏医学院（现南京医学院）毕业，分到颇有名气的中央医院实习。当时，我国留英回国的著名病理学家吴在东教授正在中央医院任职，陈德蕙有幸师从他的门下。时间不长，这个热情奔放、勤奋要强的女大学生，便得到了吴教授的欣赏和信任，他认定这个聪明能干的女学生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好苗子，便指名将她留在身边做助手，在解放前后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师生二人始终配合默契，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然而，当时，吴在东教授却为他年轻的助手悬着一颗心！ 

陈德蕙工作不久，便于一年前参加五·二零学生运动而入狱。几十年后，已年过花甲的陈德蕙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仍止不住深情激昂，恍若又成了当年的女学生。 

“那时候，真奇怪，我们明明知道关进去很可能再也出不来了，科室我们一点也不怕死，倒觉得与敌人斗争，死了也光荣。” 

时近黎明，星光惨淡，铁窗外，隐约可以听到远处的隆隆炮声，同学们凝神谛听，禁不住欢呼雀跃，相互传递着胜利的消息。这时一个监狱看守听说陈德蕙是医生，便走过来叫她给他看看首相，陈德蕙小辫一甩，真的像模像样地看起来了。左看看，右瞅瞅，半天，她忽然狡黠地眨眨眼睛，煞有介事地说开了：

“嗯……你这首相嘛，还不错，不过，积德消灾，你现在可要多做点好事，多积点德，将来才有福享啊！”

看守连连诚惶诚恐地点头：“是啊，是啊”。 

同学们一边在心里暗笑，一边对陈德蕙投来会意的目光。

那时，陈德蕙是多么向往解放区，向往新中国啊！她想，为了救中国，救民众，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就在她下定决心，为理想而光荣献身时，国民党为了挽回败局，李宗仁匆忙上台了，演出了和谈的丑剧，他上台后边宣布释放政治犯。于是，这些根本就抓不住什么确凿把柄的学生们就被释放出来了。

陈德蕙回到了中央医院，心急如焚的吴在东教授见了她，真是又惊又喜，大呼：“哎呀，德蕙，我昨晚做梦，梦见你穿着那件红呢大衣，今天，你果然回来了！”

由于陈德蕙在狱中的突出表现，几乎就在南京解放的同时，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恋人间，五年又五年的分别 

天亮了！

解放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南京城。由于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许多战士患上了血吸虫病，陈德蕙最先报名参加了地方政府组织的血吸虫防治队，住进了部队营房。刚解放不久的南京，一切都在恢复中，部队的居住条件很差，病号们没有床，只能躺在地上的稻草铺上，阴暗潮湿，一个房间要挤好多人。她和大家日夜轮流值班，小心翼翼地看护着每一个病员，闲下来还陪战士们说话，给他们唱歌，不久，大家全都认识这个瘦高个的陈大夫了。 

在那些病号中，有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叫田晓，当时，他是师卫队政工队的小队长，是陈德蕙这个党小组的组长。他被姑娘豪爽单纯的性格和火一样的工作热情深深的吸引住了。在她这样的大学生中，党员并不多，能够舍弃优越的家庭条件和生活条件，每日和战士们摸爬滚打，实在是难能可贵。田晓不由得打心眼里暗暗敬佩！ 

在医疗队的精心治疗下，战士们纷纷痊愈，防治队要撤回地方，然而许多青年不愿意走，他们坚决要求报名参军，当一个光荣的解放军战士，陈德蕙也在其中。部队终于批准了部分同志的请求。 

然而，那时他们之间只是纯洁的友谊，并未想到恋爱结婚。那是个热火朝天的年代，人们都在忙着革命和建设，无暇顾及个人的问题。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田晓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前线，陈德蕙则留在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当病理科讲师。这期间，二人虽有书信往来，但总是谈工作，谈战斗，谈理想，挺谈得来。一九五二年底，田晓所在部队回国，小伙子忽然抑制不住心中的感情，给陈德蕙写了一封信，真诚地提出是否以朋友相处，然而当时正值陈德惠被选送到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学习，预备去苏联留学，姑娘便说要以学业为重，先不谈个人问题。田晓理解姑娘好强的心，没有说什么，仍然默默地耐心等待着。 

由于在政审中，查出陈德蕙的社会关系中有些“复杂”，去苏联的事情便撂下了。陈德蕙回到南京第五军医大学病理科，仍旧做她的讲师，她并无怨言，一切服从组织决定嘛。这年，她三十一岁。田晓有一次大胆地向姑娘提出了请求，陈德蕙不得不郑重对待了。以当时很多人的眼光看，田晓和陈德蕙并不是门当户对，一个事工农干部，中学文化，一个是大学生，大学知识分子，且田晓又比陈德蕙小四岁，姑娘的父母不大赞成。陈德蕙却下了决心以身相许。 

一九五四年的一天，从徐州发往南京的一列火车喷着大团的白色蒸汽开进了南京车站。随着沉沉的刹车声，人流如潮水般一浪接一浪的涌出车厢。夹在这人流中，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双目激动得发光，仿佛去参加什么重大节目似的。这个军人就是田晓。他三步并做两步，向出站口奔去。只剩下寥寥数人，田晓站在出站口旁，东张张，西望望，焦急地扫视着从面前闪过的每一张面孔。一个，不是，两个，不是，三个，仍不是…… 

当终于不再抱什么希望时，他便独自一人飞快地赶到了南京第五军医大学。一打听，才知道，陈德蕙已经在头一天随部队出发执行任务去了。田晓顿时感到浑身无力，匆忙赶车的疲乏席卷了全身。他仍然有些失望，他们毕竟四年未见面了。 

田晓匆匆赶回部队，不久，接到了陈德蕙的来信，她告诉他，她接到了命令就立即出发了，实在来不及告诉他了。这一切，田晓都能理解，革命战士四海为家，他还能说什么呢？ 

直到一九五五年，他们才在分离了五年之后第一次见面了。并没有太多的情话，也没有花前月下的缠绵，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彼此信任，这就足够了。这年春节，他们在南京陈德蕙父母家的半间小阁楼里举行了一个简朴的仪式，终成了终身伴侣。婚后，两个人便立即赶回各自的工作岗位。 

这一别又是五年。 

那婚后不在一起的日子，是最艰苦的。他们很久没有房子，各自住在集体宿舍里，他们既无怨言，也不向组织上要。向组织张口讲个人困难？呸，脸红。国家正在恢复时期，要主动替国家分忧解难，他们的心是真诚的。 

此时，田晓已经能够转到了无锡市某部，他们一个月能够见一次面。到了见面的日子，陈德蕙六点钟下班，匆匆赶到火车站，坐两个小时的火车，到无锡已经是九点多钟了。田晓的部队在郊区，陈德蕙又跳上了一辆黄包车，再赶上一个小时的路，住一宿，呆一天，星期日的晚上有急忙赶回上海，从没有超过时间或请过假。 

婚后一年，陈德蕙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因为丈夫不在身边，她只好回到南京父母家生，生完了便撂给母亲。第二个孩子也是如此，陈德蕙一心扑在她的事业上，从未因家里的事影响工作，只要她一走进她的实验室，就像中了邪似的，什么丈夫啊、孩子啊，分居之苦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她根本没有功夫去考虑那些事，好像生活本来就该是这样。

三、逆境中，吟唱生命的奥秘之歌

就在陈德蕙踌躇满志，准备向更高的事业高峰攀登时，她还不知道，坎坷的命运正在不远处等待着她。 

陈德蕙天生是个耿直豪爽，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为人处事，一根肠子通到底，心里从来存不住话，有了什么想法，马上就会腾腾地讲出来，且常常说话不饶人。这种性格既是她的长处，有时，也成为了她的短处。 

一九五七年，在反右运动中，她因在支部会上直率地讲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被认为有右倾言论，给了党内警告处分，紧接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冒进风席卷了全国，有天的报纸登了一篇报道，说天津有五个姑娘，豪迈地发誓——不达亩产一万斤，绝不嫁人！陈德蕙听了觉得有点滑稽，冲口便说：

“哎呀，那他们大概这辈子也出不了嫁了！”

“哈哈哈哈……”大家哄堂大笑 

不料，到来年反右倾运动开始的时候，这句玩笑话连同其他一些随口说出的话一齐被重新捡了起来：这不是怀疑大跃进和三面红旗吗？于是，陈德蕙便糊里糊涂地成了右倾分子。 

刹那间，批判会，检讨会接踵而来，工作不能耽误，批判会还要按时参加。有一阵，陈德蕙觉得自己细瘦的肩头实在要吃不消了，然而更难以承受的还是精神上的痛苦和压力。 

委屈、苦闷、迷惘、伤痛，使她变得十分脆弱，老田又不在身边，痛苦之外又加一层孤独，心里的话无处诉说，常常是下了班，瞒着老保姆和年幼的孩子，躲到小屋里默默地哭一通。有时候，她与人正说着话，突然就会忍不住哭起来。 

然而哭归哭，哭够了，陈德蕙抹抹眼泪，有钻进实验室里面去了，值得庆幸的是，还没有取消她进实验室的资格。 

在五十年代，我国的医学研究设备还很落后，对于人体精细的细胞结构和细胞间的关系，肉眼和一般的光学显微镜很难看到，必须使用高倍的电子显微镜。一九五四年，军事医学科学院从瑞士进口了一台大型电子显微镜，可惜懂得它，会使用它的人却寥寥无几。闪闪发光的仪器闲在那里，像一头神秘的怪兽。终于有一天，她听见了自己心里的那个声音：去摸摸它！ 

她在学校学过好几门外语，英、德、俄语都行，她找到了所有有用的外国资料和文献，整天待在显微镜旁，渐渐地，怪物不怪了，顺从地听从她的摆布，在她的手下，吟唱着关于生命的奥秘之歌。 

陈德蕙一走进实验室，政治上的失意，心中的痛苦，生活的艰辛，便忽然烟消云散了。在放大几十倍的电子显微镜下，她看到了一个怎样奇妙的世界啊！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支撑女人生命的，有母爱与爱情，然而还有什么能比对于事业的追求更有力量？缺少事业支柱的女人，才是最柔弱的。 

自然灾害期间，她生了第三个孩子，粮食不够吃，还要喂奶。有天，家中的老保姆实在看不下去了，偷偷拿了两个鸡蛋，想去市场上卖点钱，给陈德蕙补补身子，不料，被市场上的治安人员抓住，拉倒了一个小屋子里训斥了一顿，硬说她是投机倒把……那时，陈德蕙不是没想过死，科室看几个孩子还那么小，老田在远方时时记挂着她，她实在狠不下那个心。何况，她还有心爱的实验室，心爱的电子显微镜和那些痛苦呻吟的病人，仿佛都向她闪动着期待的、深情的眼睛。 

那几年，陈德蕙除了熟练地掌握了电子显微镜技术，成为我国最早掌握这门技术的专家，同时，还做了大量的病理研究。她那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整理出了多篇论文，发表在各级医学杂志上。艰难中的奋进，逆境中的追求，为陈德蕙未来的事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预示着她研究生涯中辉煌岁月的即将到来。 

四、人活一世，绝不能光着屁股离去 

一九九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陈德蕙43岁，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虽然在一九六二年时她的问题进行了甄别，但那个年代，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摘帽右派仍是右派，甄别了的右派仍是右倾。然而历史也常常与人捉迷藏，也许正是由于她曾经右倾——顶多就是右倾，除此之外，她一不是领导，因而够不上走资派；二没定上高级职称，因而也沾不上反动学术权威的边儿。因此，在文革中，她侥幸逃过了更大的灾难。人们都忙着去斗更大的敌人去了，反而无暇顾及这个当时仅仅是助理研究员的老右派了。夹缝中生存，陈德蕙因祸得福，依然悄悄地迷在她的电子显微镜和病理研究上。 

不过，尽管如此，心里边还是常常打鼓，社会上已在轰轰烈烈地批判崇洋媚外，电子显微镜也被列为资本主任的高精尖，本来嘛，两米多高的一架大仪器，放在实验室中，又不能为战士包扎伤口，止血上药，明摆着不能为战备服务，不是脱离实际的高精尖是什么？冷风时有袭来，但陈德蕙此时倒不怕了，她觉得自己有上百个理由说明这项新技术有用，是医学科学事业必不可少的东西。她也不吭声，闷着头继续搞。 

一九七零年，从甘肃省额济纳旗策克地区的驻军某部忽然传来一个紧急的消息，那里发生了一种奇怪而又凶险的流行病，两个高炮连队80%以上的战士忽然一齐发高烧，同时伴以淋巴结急速肿大，有的部位（如腹股沟）的淋巴结居然肿到鹅蛋大。起初，战士们并未在意，科室过了几天，一个19岁的小战士在剧烈的高烧和抽搐之后，忽然咽气了。看着那张刚刚还红扑扑的脸庞忽然一下子灰白了，僵冷了，人们一下子毛了。到底是什么病，竟然在短短几天内就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撂倒了，恐惧带着神秘的气氛立刻笼罩了连队，死亡的阴云压在人们头上久久不散。 

情况迅速报到上级，总后勤部决定立即派一个医疗工作组，由陈德蕙带队，火速奔赴现场。一到连队，她就立即带领大家深入战士中间，夜以继日地检查病情，查证资料，询问病史，了解战士们的生活环境，搜集任何可疑的因素。同时，迅速做动物实验，做淋巴结切片，此时，她苦钻深研的电子显微术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电子显微镜下，她仔细地寻找每一个可疑的细胞，她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面对监狱外荷枪实弹的敌人毫不惧色，只不过现在的敌人是在电子显微镜下才看得到的生物体罢了。就这样，一直搞了一个多月，却仍然没有结果。 

大家都有些着急了，又有些灰心，他们实在不忍心再从战士们身上摘取淋巴结做切片了，因为那对于战士是很痛苦的。可是不做又怎么能查清病因呢？苦思冥想中，陈德蕙眼前忽然一亮：对，穿刺，提取淋巴结的液体。这样，既简便，痛苦又小，同样可以达到目的。她提出了这个方案，迅速实施，结果，终于在淋巴结液中找到了真正的病源——一中黑热病的原虫。原来这是一种淋巴结型黑热病，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病，在国外只发生过十几例，国内也仅在四十年代发生过一例。呵，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下战士们可得救了。 

然而，一口长气还未出完，弦又绷起来了，因为，虽然病原找到了，但传播媒介还未找到，找不到是什么原因传播的，就没有办法防治和根除，也就难以保证不再发生。于是，陈德蕙他们又回到营房里，在检查中，他们注意到病人的手腿等处，普遍有一种蚊虫叮咬而起的丘疹，问战士，他们说：是被当地的“小咬”叮的，叮后，先起红包，后沿着红包起一条红线，过了些天就病倒了。陈德蕙心想，是不是这种“小咬”做的怪呢？于是，根据战士们的描述，他们去抓了一些小咬，制成标本，让战士们辨认，战士们说：就是这种！哦，原来是一种叫白蛉的微咬，把身上带有的致病原虫传给了战士，可恶的家伙！一切都好办了，只要消灭白蛉，就可以防治这种可怕而罕见的病了。 

陈德蕙心中别提多快活了，赶快翻日历，呵，56天，哈，正好是一个产假！大家嘻嘻哈哈地打着趣。对于医学工作者，还有什么比发现了真正的病因，挽救了无数生命更值得骄傲的呢？ 

一九七一年，陈德蕙又一次只身赶赴甘肃。这一次，是去兰州威武县，那里，前不久发生了严重的疫情：几个社员吃了只死羊的肉，便突然得了种莫名其妙的病，几天的功夫，一家人就死了六口，其中一个妇女还怀着几个月的胎儿，最严重的病人，得病十二个小时便死了。当地的人们最初的一种看法，认为是鸟类传播的病毒性传染病，于是，农民们把许多鸡、鸭、鸽、燕子全杀光了，可仍然没有防止病情的蔓延。陈德蕙去后，检查了两个解剖病例，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她认为不是病毒病，很大可能是细菌病。 

在医学上，如果把集中致病生物由小岛大按顺序排列的话，应当是这样：病毒——细菌——原虫。由此可以看出，是病毒病，还是细菌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陈德蕙取了样品回到北京进行研究，刚回来不久，便接到长途电话，说又发现了疫情并死了人。于是，陈德蕙带着一个助手坐上了飞机，又火速赶了回去。到了现场，她决定立即做一尸体解剖，取下样品进行电镜分析，以寻找病源，可是到什么地方去做呢？这里是偏僻贫困的乡村，茫茫四野，几处草屋，根本不可能有解剖室，更不用说是各种设备和条件，怎么办？如果把尸体运到县城去，又要耽误不少时间，陈德蕙当即决定，就在村外河滩上连夜做，一是抢时间，二也可以避免有人围观，减少传染的可能。她从当地找了两个人做助手，加上她一共四个人，摸黑把尸体抬到了河滩，放在鹅卵石上。 

陈德蕙在助手高举着的手电的微光下，打开了尸体的胸腔，尽管带着口罩，一股腐烂的恶臭仍然钻进鼻孔，引起一阵阵恶心。她知道，这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尽管事先吃了大量的预防药，但因为条件简陋，防护措施跟不上去，仍有传染的可能。假如是在家里，那就会全副武装，穿靴子，全足消毒，隔离衣，手套，口罩都是双层的。可眼下已顾不上这些了，能带上口罩和一副手套就不错了。 

夜晚的河滩上，月黑星寂，西北风裹着沙石不时抽打在脸上，生疼。河水在身后刷拉刷拉地流着。远处，不是传来一两声猫头鹰的夜啼和狗吠，空气冰冷而瘆人。陈德蕙觉得腰酸腿疼。两个小时过去了，她终于从尸体上抬起了头：好了。 

为了寻找相同的病源，做进一步的证实，她接着又带人去挖一年前死掉的驴。那死驴埋在一片菜地里，早已腐烂变质，洒了一层一层的石灰，下到坑里去掏，掏出一堆腐肉，再找出腐烂的内脏，采下需要的样品。又从生产队的仓库里找到另一只死驴的皮，采集了样品。随后，她又赶到兰州做细菌培养，搞了一个星期，一看，没有培养出来，再搞，又搞了一个星期，糟糕，又没培养出来，大家都灰心了，实在搞不出来就先回去吧，便买了回程的火车票。 

陈德蕙有一些不甘心，她想来想去，想出来办法：能不能用加温的办法除掉其他的杂菌，以便培养出致病的细菌呢？一试，果然，其他的杂菌都杀死了，唯有耐热的炭疽（一种细菌）芽孢剩下了，成功了！成功了！赶快去把火车票退了。于是又留下来搞了一系列试验，证明了细菌的毒性，最终拿出了准确的判断——这是一种叫做吸入性炭疽的烈性传染病，是由一种生命力十分顽强的炭疽引起的，这种炭疽可以变成芽孢，埋在土里，甚至可以存活几十年，于是，有效的预防措施和治疗措施也提出来了，疾病控制住了。 

陈德蕙的儿媳妇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有一次，她去参加了一个遗体告别仪式，回来后对陈德蕙说：妈妈，我怎么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呢？闭上眼睛就看见那个死人，吓死人了！ 

陈德蕙笑了：瞧瞧你，怎么这么脆弱，妈妈这辈子搞得尸体解剖不下几百个，都没怕过。看着媳妇白嫩的面庞，陈德蕙怜爱地想：她还没看见我在河滩上解剖尸体呢，要看了，恐怕更受不了啦。 

“我们不能光着屁股到这世界上来，再光着屁股离去，总要给社会留下一点东西。”这是陈德蕙常说的一句话，衰老的标志，往往不是年龄，而是心灵。今年已经64岁的陈德蕙，说话粗声大嗓，走路腰板笔直，短发齐肩，充满了勃勃向前的劲头。当年那个在敌人囚牢里高唱“坐牢怕什么”的女大学生，如今已是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常任理事，显微与亚显微形态科学理事、常务理事了。

一九八六年八月，应第十一届国际电子显微镜学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小川和郎教授的邀请，陈德蕙去日本京都参加了这个大会。参会的共有两千人，其中日本人一千人，其次是美国人，我国包括台湾共参加八十多人。这是我国参加国际会议的最多人数，标志着我国电子显微镜研究水平已接近国际水平，陈德蕙做为一个中国人，赶到自豪。然而，在交流中，她也看到了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目前，世界上已有了更先进的分析电子显微镜和超高压电子显微镜，可以揭示到细胞的分子结构及各种晶体的原子结构了，前景令人鼓舞。做为自己所研究的超微结构病理科学，属于生物医学研究科学的重要分支，荷兰的菲立浦公司曾将其称做“生命的科学”，多么美妙的名字啊！一听到它，她的心中便会情不自禁地泛起激动的波澜。从五十年代末，她开始向电子显微镜技术发起进攻时，到现在已有三十个年头了，她真希望时光倒流，让自己变成一个妙龄少女，那样她就可以再一次向更高的攀登了，然而岁月无情。她多么希望年轻的同志大踏步地赶上去啊，她搞一辈子生命科学，对于生命究竟是什么，曾想过很多，如果有机会，她很想把自己坎坷的经历讲给年轻人听。 

对于陈德蕙来说，生命犹如一首乐曲，是沉重的，也是美丽的。强健的乐手，会以顽强不屈的创造力和追求，将它演奏成奔放热烈、激昂动人的华彩乐章，只有怯懦脆弱的人，才会陷入感伤颓丧的情调中不能自拔。生命的乐曲到了华彩乐章，已接近尾声，因而也越接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