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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落榜考生到病理医生:我的60年英语情缘 | 有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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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故事开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就读的是比较有名的省属重点中学。我们那一届初中三年没有外语课。初中毕业填报高中志愿时,要写明学英语还是学俄语。

  当时,一边倒学习苏联,需要大量懂俄语的人才,人们都说学俄语很吃香。但我也听人说,英语用途广,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用的语言,还是学英语好。我并不懂得这种种说法的具体含义,只是懵懵懂懂地选择了学英语。

  直到高中才学外语,显然是晚了些,造成外语学习的先天性不足:发音不准,朗读困难,听力就更差了。

  刚开始,我和其他同学一样,都是带着好奇心接触英语的,心想学习英语之后,就听得懂外国人说话、可以看外国的书了,还可以唧唧哇哇地与外国人对话,这多有意思啊。因此,一到英语课,就比较兴奋,觉得新鲜而有趣。

  但好景不长,随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许多同学认为背英语单词太难、太枯燥无趣了,不愿意花时间去背诵,学习热情渐渐减退。

  如同现在常见的马拉松比赛,有成千上万的人站在起点,个个精神饱满,情绪高扬,发令枪一响,在漫长的跑道上逐渐拉开距离。许多人不能坚持下去,甚至干脆中途退出,只有一部分人咬紧牙关,把体能发挥到极限,坚持跑到终点,成为赢家。

  说到学英语的困难,我也有同感。为了背单词,我用粉笔在家里那张磨掉漆、褪了色的方桌上默写单词,边写边念,写了擦,擦了写,常常花费一两个小时,背得口干舌燥,七窍冒烟。

  背熟一大堆单词后,我心里乐滋滋的。这种快乐,把单调乏味的感觉一扫而光,并且产生再读再背的愿望。好奇变成兴趣,兴趣变成爱好,学习成绩越来越好。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高中三年,我一直是英语课代表。作为课代表,不但要保持优异的学习成绩,还要帮助其他同学学习。现在,两鬓堆雪的高中老同学聚会时,还有人说,英语老师最欢喜你了。我说,这很正常啊,哪个老师不喜欢学习用心的学生呢。

  转眼高中毕业了。高考志愿填报在班主任的严格指导下进行,学生逐个被班主任叫去谈话。我的班主任就是英语老师。

  我被叫到时,十分紧张,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班主任说,按照你的学习成绩,我保证你上清华、北大。但是……他停顿下来,取下眼镜,擦擦镜片上的水汽。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口。

  他擦了眼镜再戴上眼镜,这也许是为了让我有心理准备,也许是为了控制一下他的情绪。接着说,但是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只能填报普通师范院校,就是师范,也只能填省内的。听了班主任简短的几句话,我忐忑的心突然不跳了,变成了一块石头,一直往下沉,头脑里一片空白。

  在这之前,我早有心理准备,晓得自己很可能过不了政审这一关。那时的政审,不是着重审查学生的个人表现,而是审查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我有一种预感:填这些师范类的志愿也没有用,只是走走形式而已。

  果然,高考后我收到的不是大学录取通知书,而是“高等学校教学辅助人员训练班”的录取通知。我问老师,这个训练班是干什么的,个个都摇头。从字面上猜测,估计经过训练分到高校去工作。也好,总算有个饭碗吧。我带着落榜后的失落、凄惶,以及对未来的茫然,来到省城。

  在训练班得知,由于大跃进时高校迅速扩张,对教学辅助人员的需求相应增大,为此,高教厅从高考落榜生中招录了一批人,办了这个训练班。教学辅助人员,就是在高校各学科的实验室从事有关技术工作的实验员。

  二十天的训练,主要是政治学习。另外,针对我们要去高校工作的特点,进行自学成才教育。某化工学院硅酸盐系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实验员,讲述了通过自学走上大学讲台的故事。这种典型教育深深地打动了我。自学成才四个字,犹如一盏明灯,让我在茫茫迷雾中看到了一条伸向远方的路。

(二)

  我被分配到省里经济较差地区的一所医学院。学院规模不大,是“大跃进”时期省城老牌医学院派生的分院,刚刚独立不久。

  后来又被莫名其妙地被安排去了附属医院的“制药厂”。名为制药厂,实际上是医院的制剂室,这名字还沾着“大跃进”的味道。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洗瓶子,搬运蒸馏水,灌装葡萄糖和盐水,粘贴瓶签。

  最苦的事当数清洗盐水瓶。盐水瓶要经过碱水刷洗和浓硫酸洗涤。双手在碱水里长时间浸泡,最少一两个小时,有时甚至半天。惨白的双手裂开一道道鲜红的口子,疼痛钻心。用浓硫酸处理瓶子时,强烈的酸味直呛鼻子,不在意就会有酸液沾到衣服上,当时看不出来,过后,衣服就烂出无数大大小小的洞眼。

  在那个年代,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一种流行做法就是“劳动锻炼”。我想,反正年纪轻轻的,累不死人,安下心来好好干,接受锻炼。

  三个月后,情况出现了转机。轮流到“制药厂”来劳动锻炼的病理教研组组长看中了我,要我去病理教研组做技术员(实验员)。于是,我走进病理学教研组,开始接触医学了。

  填报高考志愿时,许多学生的眼睛只盯住理工科专业,对医学和农学是不屑一顾的。现在我才知道,医学原来并不简单,是极其复杂的科学。医学生要学习十几门基础医学课程和十几门临床医学课程,学制比理工科长。病理学属于基础医学,也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

  到了病理教研组,一切从零开始。应当说,医学院不但有良好的学习条件,而且有浓厚的学习氛围,促使我在自学之路上走得比较顺畅。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知识分子如果钻研业务,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戴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但医学院的情况要好得多。院长兼党委书记是红军干部,重视提高教学质量,鼓励老师钻研业务,也很尊重知识分子。

  因此,许多老师除了上课、做实验,空余时间都在看书学习。怪不得我来报到时,这里的干部都很热情,不像别处那样冷冰冰的。人事科长一直笑眯眯的,十分和蔼,想不到他是老红军大干部;女干事快言快语,几句话就消除了我郁积在心的高考落榜自卑感,鼓励我们好好工作,自学照样有前途。

  教研组办公室书橱上,整整齐齐地排列了许多英语病理学书籍。这些书又大又厚,有的比砖头还厚。刚刚走出中学校门的我惊呆了。真羡慕这些大学老师。我如果有一天也能像他们一样看医学英语书,那多好啊。

  一个老师告诉我,图书馆有一本适合病理技术员(实验员)看的英文书。我立即走进图书馆。图书馆在教室楼底层,占有四五个教室。阅览室陈列出一些英语和俄语的医学杂志,书库里见到为数不多的英语医学书籍。

  我却似刘姥姥进大观园,看得眼花缭乱。这时,我庆幸高中三年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英语语法基础,决心好好自学医学英语。

  谁知,医学英语比普通英语难学多了。最难的是那些长长的医学词语,它们如同形状怪异的岩石,突兀在阅读道路上。对付这些拦路虎,我有两个办法:一是保持兴趣;二是做到坚持。兴趣渐渐变成了习惯,好像一天不与英语见面,就缺少什么东西。早晨晚上和星期日下午,我都到实验室里看书。

  那时的业余文化生活极其贫乏。学院有时在周末放电影或办舞会,好像对我没有吸引力。舞会在教学大楼一楼大厅举行,悠扬的舞曲在大楼里回荡。我把实验室的门关起来,陶醉在英语世界里。

  几年之后的一个早晨,我在实验室里阅读专业英语书。一位微生物学副教授悄悄走到我身旁。不善言辞的副教授操着一口湖南话问我:你能看得懂吗?我一愣,心里想,你不是怀疑我吗?太瞧不起人了。我没有回答。

  副教授接着说,我来考考你。他在书上扫了几眼,指了一段,问道:这是什么意思?我看了看,说出了中文意思。他又指了一段,我又作了回答。副教授笑了:不错,不错,小周,你学得很好。至今,我忘不了这位副教授善意的“考查”和真诚的鼓励。我也从中领悟到,我并不孤单,许多老师同事在关心我。

  此后,我便不时主动争取一些资历深、英语好的老师指导和帮助。

  我一边学英语,一边自学或旁听了医学基础课程。接着发生“文革”,高校“停课闹革命”,时间比较多。我又旁听了主要的临床医学课程,还到附属医院内科门诊和病房见习了9个月。在这期间,我啃了几本厚达千页以上的英文版医学专着,从头到尾,一页不差。

  业余时间就这样在不断翻动的书页里滑过。

(三)

  难忘1973年9月。中国医学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辑部寄来四本当期的《医学参考资料》。我与W老师合作的一篇5000字的译文在这一期得以发表。《医学参考资料》杂志前身叫《国外医学》,但“文革”中忌讳“国外”二字,所以改名。

  这本杂志反映国际上医学研究的新进展,文章质量是一流的。我的译文处女作能在这样权威的期刊上发表,可以说是对医学知识、英语阅读和翻译水平的一次大检验。我拆开杂志,用鼻子尽情享受着油墨的芬芳,心底涌起一阵难以言表的喜悦。

  消息传开后,老师们投来赞许的目光。刚过而立之年的我,有了不少沉稳和淡定,知道这种事情不必张扬,只能自己偷着乐一乐而已。因为,像我们这样不是“根正苗红”的人,要“夹着尾巴做人”。况且,认为看外文书有“崇洋媚外”之嫌的人总是有的。

  以后,我继续在这家杂志上发表译文,编辑部还委托我翻译了一些重要文章。1975年6月底,暑假在即。编辑部给我寄来厚厚一叠英文影印件、一本稿纸和一些邮票。

  英语文献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关于病毒性肝炎的技术报告。编辑部希望尽快译好尽早发表。几十页的长文,不是一两天就能译出来的,我只好小心翼翼地放进行李包,带回居住的H市。

  我们一家四口人蜗居在二十平米的房子里。白天做家务,晚上等小孩睡觉了,我才在紧挨着床边的桌子上铺开纸张,埋头翻译。没有电扇,通风也差,只好赤裸上身,脖子上挂一条毛巾,不断擦拭脸上和肩背部豆大的汗珠。蚊香呛人的味道不时驱赶着困倦。记不得忙了多少个夜晚,最后誊抄用了50张400字的稿纸。

  1973年到1977年,我在《医学参考资料》上发表了12篇译文,仅收到过一本挂历和一本袖珍的英汉医学辞典,年底有一张油印的感谢信。说实话,辛辛苦苦搞翻译,真的不是图什么物质利益,因为那时取消了稿酬制度;也不是为了晋升职称,那时根本不搞职称评定。

  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兴趣爱好而已。我在一篇篇阅读过程中,在一句句翻译过程中,收获了快乐。

  人们常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教研组主任安排我担任病理实习课的教学工作。高校教师与实验员是两个不同系列,如同医生与护士属于不同系列。

  教师的任务是讲授理论课和实习课,而实验员做的是辅助教学的工作,比如实习课所需的标本、试剂、器械等,一般不会讲课。显然,能够胜任实习课教学的实验员少之又少。

  我头一次走进课堂,出了怯场的洋相。满脸通红,声音颤抖,心里噗通噗通直跳。学生知道我是实验员初上讲台,发出轻轻的笑声。几分钟后,我就适应了。我除了尽力把课讲好,有时还给学生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新知识。这些新知识多数是我从英语文献上看到的,学生听了觉得新鲜。

  有一个学生学习很用功,问我怎样提高英语阅读能力,我建议他学习笔译。在笔译的过程中,要对汉语文字进行选择和组织,加深对英语原意的理解。他就借了一本英语病理学教科书,把翻译好的段落给我看,希望得到帮助。我花费时间替他一一校对,纠正不当和错误。后来这个学生考上了研究生。

  我不禁想起16年前“高等学校教学辅助人员训练班”的自学成才教育。在它的影响和鼓舞下,我也终于走上了大学讲坛了,小小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四)

  “文革”结束后,因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我从医学院调到H市一家医院,在病理科做医生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兴起学英语的热潮。当时H市不大,大多数中青年医生的英语水平都不高,能阅读英语书刊的人甚少。老医生虽有一定英语基础,但由于长时间政治运动的影响,多数人把英语丢掉了。

  卫生学校的英语老师没有学过医学,对医学英语的翻译有时未必准确。因而我的医学英语特长就派上了用场,我与英语的情缘更加深厚了。

  我在自家医院举办过多次英语学习班,应邀在本市最大的两家医院举办过翻译学习班。没有现成的教材,我就自编讲义,自刻蜡纸,并从最新的英文医学杂志里选摘出许多例句。

  经过修改补充,最后形成了十几万字的《医学英语翻译教程》。参加学习的医生有不少是本市的医学名家。听讲课,他们聚精会神;做练习,他们一丝不苟。这种好学精神激发了我的教课热情。

  我还参加了本地区卫生技术职称的英语考试命题和阅卷工作。

  与此同时,我乐此不疲地阅读大量本专业及相关专业的英语文献,做了上千张文摘卡。《医学参考资料》恢复了《国外医学》的刊名,并出版了不同学科的若干分册。我在多种分册上发表了20多篇译文。

  后来,在广泛阅读和翻译医学文献的基础上,我的兴致又提高了一层,在省级以上杂志发表了十几篇文献综述。

  所谓文献综述,就是针对某专业的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或某一个问题,搜集大量相关资料,综合分析整理出研究的最新进展、不同学术见解或研究建议,这样写出来的一种学术论文。

  同行们很惊讶:你在小医院工作,这么多英语文献是哪里来的?确实,本地的条件十分有限,但我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文献,比如外出参加学术活动,就抽时间钻进医学院或大医院的图书馆,总是得到好心人的支持。

  八十年代初,我带着介绍信走进省城一家大医院图书馆,想查阅英文杂志。管理员看看我,看看介绍信上的公章,不冷不热地说,架子上有当前的英文杂志,你就在这里看吧。言外之意是不好查阅以前的杂志。

  我知道,他是怀疑我能不能看懂。还好,我在架子上发现了几篇有用的文章,就掏出随身带来的笔和纸,顺利阅读起来,并且边看边记。要下班时,管理员忽然热情起来,主动和我攀谈。他说,他们这样老牌的医院,现在能看英语书刊的老医生不多了,年轻医生更少。下午,我再去的时候,他破例让我进入书库查找资料。

  九十年代,省里的专家邀我参加编写病理学专著,担任第一副主编(排名第二)。我翻出经年积累的文摘卡,并向其他编写者提供了一些参考文献。长期阅读英语文献的爱好和习惯,再次发挥了作用。我忽然想起陆游的一句名言:书到用时方恨少。

  两年前,由于身体原因,我结束了退休后又返聘10年的病理科医生的工作。虽然远离了工作,不需要查阅英语文献了,但毕竟与医学英语结伴五十多年,情缘颇深,还是挂念。有时候,我打开免费的英文医学杂志网页,读读新的文章,就像见到老朋友那样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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