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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修武院士:为什么肿瘤病理组学尤其需要重视大数据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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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来源:HIT专家网;作者:谭啸

导读

做医疗大数据、智慧医疗,必须要充分考量,要有全方位的、真正的顶层设计。

卞修武院士:为什么肿瘤病理组学尤其需要重视大数据顶层设计

知名病理专家、陆军军医大学卞修武院士

“当前,人工智能在影像方面已经做得很多了,但做到最后发现病理诊断不确切,还得来找病理。如果作为金标准的病理诊断有问题,又回过头来再重做。因此做医疗大数据、智慧医疗,必须要充分考量,要有全方位的、真正的顶层设计。”这是卞修武院士在2019年“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医疗信息化分会年会”上演讲时强调的。

卞修武院士是是陆军军医大学教授、陆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西南医院)病理科主任、全军临床病理学研究所所长、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分会前任主委、中华医师协会病理医师分会会长、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转移分委会主委,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演讲的题目是《肿瘤病理表型组大数据智慧诊断》。以下内容根据卞修武院士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不能忽视肿瘤的微环境

临床上要对肿瘤进行分类和诊断,我们以为能把良性和恶性分得很清楚,其实不然。肿瘤有的长在体表,有的长在内脏,有的呈现肉眼能看到的结节,有的弥漫在全身。这些肿瘤在病理专业来看有两个成分:癌细胞和支撑癌细胞生长的微环境。以前对肿瘤的诊断和治疗都是针对癌细胞,而忽视了肿瘤的微环境,导致癌细胞永远杀不净。肿瘤的微环境里面有血管、微血管等成分,但在很多诊断上把它们忽视了。

肿瘤有很多类型,比如脑肿瘤至少有11类。我们以为病理学家能够把肿瘤分得很清楚,其实很多是混合的、分不清楚的;我们以为可以把肿瘤分成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其实它们之间是过渡的,没有截然的界限;我们以为细胞遗传学或者测序可以把它们分开,其实它们也是交织的。肿瘤大数据如果不标准、不规范、不能很好地科学分类,最后都是垃圾;如果没有病理的支撑,那就更是垃圾,甚至误导

相同的组织形态,不一定有相同的分子表型;相同的分子表型,如果用相同的靶向药物去治疗,但由于形态不同往往又影响疗效;即便形态一样、分子检测也一样,最后病人存活的时间却不一样。这类问题有时候很难去理解。同一种肿瘤为什么肿瘤细胞不一样呢?同样的药物为什么效果不同呢?

同一种肿瘤、不同肿瘤、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移的过程、治疗的前后,肿瘤细胞和微环境都会发生变化,都会产生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很难去诊断,这就是肿瘤的异质性。以肝癌为例,如果取下5个样本放在显微镜下看,结果有可能都不一样;送去测序,结论也不一样,因为肿瘤本身就是不一样的。这就相当于一束花,有的盛开了,有的含苞待放,发育阶段不一样。

为什么会产生肿瘤的异质性?因为肿瘤细胞产生后要演变,就像一颗种子,种下去之后,土壤不断变化,种子也发芽、生长、成熟,种子里面的成分不断变化。因此如果在不同的阶段,都能把土壤铲除干净或消耗掉,就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微环境中的血管、淋巴管、免疫细胞等,如果能够认识清楚,土壤的正常化也能遏制癌细胞的生长

肿瘤病理组学:整合宏观与微观

癌症的每个细胞、每个血管都不一样,免疫细胞有那么多类型,这些信息集合在一起,依靠人工是无法统计的,需要一定的方法收集起来,这就是肿瘤大数据。这个大数据要具有时空特性,因为肿瘤在不断变化,需要医生去预测变化。

以乳腺癌为例:乳腺有不同的上皮,都可能发生癌变,形成不同的细胞群体,所以乳腺癌有很多类型,治疗方案不一样。细胞数量不一样、细胞类型不一样,每个细胞里面的基因改变不一样,可以说每个癌细胞之间没有绝对相同的,这也是目前临床很难战胜它的原因。再有,这些癌细胞又诱导不同的血管、不同的淋巴管、不同的纤维结缔组织、不同的免疫细胞,癌细胞的土壤也在变化。这就是实体瘤的复杂性,人体任何一个组织都没有它复杂,而且很难人为预测。

正因为有这么多表型,分子生物学家试图用各种组学去解释它,如:基因组学、表观遗传学、蛋白组学、免疫组学、代谢组学等,希望能指导治疗,但是往往不奏效。因为按照遗传来讲,所有的表型都是基因决定的,肿瘤不仅是多基因,还在不停地变化。由此我希望提出“肿瘤病理组学”的概念,我们对于肿瘤的诊断,包括血液检查、影像检查、临床表现、标本检测、分子检测、免疫学检测等,把所有这些,从宏观到微观整合到一起,就是肿瘤病理表型组。

目前对于肿瘤的诊断和治疗往往比较片面,要么过于微观,要么病理学家坚持组织学的经验,两者没有很好地结合,因为没有方法、没有数据表明形态和分子之间是什么样的对应关系。有了这样的表型组之后,可以发展出下一代病理学。这就需要大数据去分析,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协助。

“肿瘤病理表型组”有什么意义呢?比如,胶质瘤治疗非常困难,最近70年来都未能提高患者的5年生存率。2018年有研究发现,胶质瘤干细胞的特异高表达分子酶的活性很高,正常的神经干细胞没有这个酶,因此就可以对这群细胞抵抗化疗、抵抗放疗找到抑制剂,对恶性胶质瘤的治疗效果非常好。由此我们还发现了其他的通路,找到了其他靶点,这就是从大体分开、组织学类型分开,再去找它的分子表型,最后整合在一起,去找诊断和治疗的靶点。这就是意义所在。

“一盘棋”统筹建立肿瘤生物样本库

“肿瘤病理组学”要求每个病例的材料都很完整,对病人来讲,需要完整的就是肿瘤的样本,这就必须要建肿瘤样本库。

例如,某病人于2015年12月11日第一次做手术,显微镜的诊断是典型的弥漫性细胞瘤,WHO2级,也就是低级别胶质瘤,按照WHO的生存率和治疗原则,化疗应该是有效的,生存期预测是4-5年。但其他检测发现,病人的血管非常丰富,周细胞非常多,体外培养的周细胞非常活跃,尤其是胶质瘤干细胞自我更新的能力非常强。据此判断,该病人的化疗效果肯定不好。所以,有非常充分的临床依据和样本支持,对病人进行避免伤害性的治疗是非常有益的。

过去的100多年,肿瘤的病理诊断都只考虑了肿瘤细胞,实际上还要考虑肿瘤的微环境,我把它叫肿瘤的组织学的诊疗单元。

西南医院在建设肿瘤生物样本库时,进行了顶层设计,全院一盘棋,分类规划、整体模建、共建共管。样本从手术室取下来第一步到冰冻室,取材人员、冰冻人员一起商量,哪些做诊断、哪些留样本库。从人员到SOP(标准作业),再到与临床的沟通,都做得非常规范。这在全国带了很好的头,后来发现很多三甲医院参照我们的模式,运行起来非常好。凡是病理科和样本库之间配合不好或相对独立的,都是样本收了很多,最后效果却不好,而且会产生矛盾。

我们的样本库虽然小,但内涵是丰富的。首先,收集的样本包括实体样本、临床信息、随访信息;其次,还把每一例都做了全基因组测序;第三,样本库有服务和加工的功能,制成石蜡切片、组织芯片,供临床研究使用,有利于标准化;第四,把每一例都做了原代细胞培养,包括:肿瘤细胞、肿瘤干细胞、内皮细胞、周细胞,还做了PDX模型、器官培养。全世界至少在胶质瘤方面只有我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高度信息化、多层次、内涵丰富的样本库。

病理科大数据往往被忽视

每一例病理样本都要扫描、存储,要做它的免疫组化、分子检测,还有一些TCR数据、诊断信息、其他临床信息(如影像)等,所有这些数据整合在一起就是病理及病理相关的大数据。可以想象,每一位癌症病人的信息有多大,大家一般讲的医疗大数据都是在病理之前的,包括诊疗、手术、随访,病理科大数据通常是不被关注或不被了解的,其实这部分数据要多得多、复杂得多。当前,人工智能在影像方面已经做得很多了,但做到最后发现病理诊断不确切,还得来找病理。金标准有问题,又回过头来再重做。因此,做医疗大数据、智慧医疗,必须要充分考量,要有全方位的、真正的顶层设计

比如胶质瘤,里面的血管是不一样的,至少可以分为8型,每一个内皮细胞的来源不一样,标记也不一样,这些对于抗血管生成治疗是非常有益的。抗血管生成药物大概只对60%的病人有效,很多都没效,为什么?因为诊疗体系里面没有考虑血管。这不是很滑稽吗?抗血管生成治疗却不知道癌症病人的血管什么样。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纳入考量的指标。血管中中细胞越多,化疗效果越不好。把中细胞减少,化疗效果就好了。据此我们就建立了自动评估体系,让计算机把血管自动分型,最近又与公司合作,对血管的其他信息进行智慧诊断,能够达到比较好的辅助诊断和指导临床治疗的作用。

病理信息还要与影像结合,影像信息与分子生物学的结合,能帮助我们从技术到转化、一直到临床的研究。

免疫治疗对很多肿瘤病人没有效果,原因就是对肿瘤免疫的微环境没有很好地分析。针对这一问题,卞修武院士及其课题组对于肿瘤相关的T细胞、免疫细胞进行分析,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激活状态的、耐受的以及耗竭状态的免疫细胞进行分析,结果找到了T细胞耐受和功能障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转录因子,叫作NR4A1,它可以让T细胞发生功能丧失。如果该转录因子过度激活,这个人肯定会得自身免疫性疾病;如果耗竭或低下,说明这个病人的抗肿瘤免疫环境不好,他汀治疗的效果肯定不好。最终这一研究成果于今年2月在《Nature》杂志上发表。

下一代病理的五个特征

病理是医学之本,病理医生是医生的医生,对疾病的诊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病理既古老又比较落后,因为过去的诊断就是靠人眼和主观判断,后来有了一定的分析,但也不够标准和规范化;再后来有了扫描、分子病理、组学、数字病理;现在可以做分析,能够进行人工智能的应用。如果说前面是传统病理学的话,后面则是“下一代病理”:以形态、检测、信息分析为基础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智能诊断,使得病理从人工到自动,从数据到智能。

下一代病理有五个特征:

第一,在精准医学时代,病理更能发挥出其对于诊断和治疗的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医院不要病理科了,诊断不需要病理医生了。

第二,病理医生要整合分子检验、分子影像,形成“病理表型组”这样的整合性诊断。病理医生不会像过去那样成长40年才能有经验,这样也能降低形态诊断的风险。

第三,传统病理是有创的,下一代病理必须要结合分子影像的高分辨以及实时动态的可视化,来实现原位的、无创的或者是微创的病理诊断。

第四,病理数据要能够实现领域共享,甚至全球共享。

第五,全自动。病理全自动只是染色的全自动,取材还不能实现。如果没有经验的医生取癌症的位置不好,诊断也是不好的,如何能把影像和检验信息整合到自动取材,然后指导病理诊断,这是非常重要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仪器。

未来应该是“医技融合”的理念:影像、病理和分子检验应该融合在一起,医技学科如果越分越细的话肯定不利于医生诊断,最后临床医生拿着这么厚一大摞诊断报告。所以必须要在一起,再加上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临床医生只要选择诊疗方案,而不是总要考虑各种组学的数据。

去年我们也成功立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重大研究计划,希望通过这个项目把病理信息、分子信息、人工智能等融合在一起,来指导诊断和治疗方案的决策。这些方案也会对病理医师严重匮乏以及整体水平不高有所帮助。通过对4000多家医院的调查发现,其中有1700多家医院没有病理科,2700多家医院设立了病理科,但很多医院的病理医生少于3个,很多只有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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