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尹晗，刘东戈：“最后一句话”要由病理医生来说,[608].医师报,2019-08-08（23）”
病理诊断的水平对医院整体诊疗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教授有句名言：“最后一句话要由病理学家来说。”
对于北京医院病理科主任刘东戈教授来说，选择病理，是兴趣使然，也是命中注定：“病理学有很多值得深入学习、探索的内容。从我考入医学院校，接触病理学的那一刻起，就喜欢上了这个学科。”1983年，刘东戈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医学系，自此踏上了病理学的漫漫征途。光阴似箭，岁月如梭。36年的耕耘，让他愈发深刻地认识到病理学的深邃，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通过病理诊断帮助患者所带来的成就感。“我觉得当初的选择没有错，36年的病理工作，我越做越有劲道！”
病理医生 就要迎难而上
“病理医生需要不断的学习，一两天不学习，不去接受新的知识，就能感觉到自己落后了。毕业后，我基本每隔3~5年就要去进修、学习，不断提升自己。”1988年，刘东戈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现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系硕士研究生，在我国著名神经病理学家臧旭教授的引导下，将神经病理学作为了自己主攻方向。此后，他又先后于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系和美国阿肯色大学医学院老年学系以访问医生的身份继续学习。刘东戈介绍，神经病理可粗略地分为肿瘤性神经病理和非肿瘤性神经病理两个部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专科。这其中，神经系统肿瘤不仅发病率相对较低，且分类比较复杂，不同类型的神经系统肿瘤之间区别并不十分明显。没有经过良好神经病理训练的病理医生很难掌握神经系统肿瘤的确切诊断。而神经系统非肿瘤性病变的范围更加广泛，如代谢性神经系统的病变，感染性神经系统的病变，由老年变性引起的神经系统病变和遗传性疾病引起的神经系统病变等，起因非常复杂，诊断十分困难。随着近年来分子病理检测的融入，神经病理学诊断的复杂程度就更高了，对病理医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速，阿尔茨海默病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健康问题。临床上，它无法减轻或被治愈，但通过早期诊断，可以通过临床干预延缓病情的发展。刘东戈在国内较早在尸检脑组织中证实阿尔茨海默病主要致病机制是由于β-淀粉蛋白在脑组织中沉积，导致正常神经细胞变性、坏死，从而引起认知功能障碍；及TAU蛋白异常磷酸化形成神经原纤维缠结，导致神经原纤维的正常功能减退，甚至消失。β-淀粉蛋白还可能沉积在脑血管壁上引起淀粉蛋白脑血管病，从而引起脑叶出血，严重的甚至会危及生命。通过对阿尔茨海默病病理学及主要发病机制的研究，提示可通过对高危人群脑组织活检或脑脊液检测发现β-淀粉蛋白和TAU蛋白浓度增高，提示患者可能患有阿尔茨海默病风险。以尽早进行临床干预，延缓病变进展。通过大量的研究和病理学分系，刘东戈发表了《阿尔茨海默病脑组织病理形态学及β-淀粉蛋白免疫组化观察》《阿尔茨海默病神经细胞凋亡和小胶质细胞活化的关系》《载脂蛋白E在阿尔茨海默病中的表达及其意义》等一系列论文，为阿尔茨海默病病理诊断和发病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病理学依据。刘东戈说：“病理医生如果缺乏敢于挑战、刻苦钻研的精神，往往会对神经病理学望而却步。但这正是我的兴趣和理想，我愿接受挑战，迎难而上！”“病理学包括组织病理学和细胞病理学，组织病理学不但可观察细胞的改变，还可观察结构的改变。打个比方，就像一个玉米棒子，组织病理医生不仅能看到玉米粒，还能看到玉米粒在玉米棒子上的排列方式。而细胞病理学往往仅观察细胞的改变，细胞病理医生看到的则是脱离玉米棒子的玉米粒，看不到玉米粒在玉米棒子上的排列方式，如果细胞病理医生缺乏整体观念，就可能把玉米粒误认成其他的物质。”刘东戈表示，细胞病理学是病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特点是临床取材简单易行，对患者造成的创伤很小，能够重复进行。同时，细胞病理学对患者的诊断及后续治疗又能起到很大的指导作用。然而，传统病理检查，病理医生往往是在组织层面上进行观察，所获得的信息量更大，进行诊断的信心更强。而细胞病理诊断由于缺少了组织结构这个维度，需要病理医生经过细胞病理学长期的训练和大量的经验积累，才能作出准确的诊断。刘东戈介绍，由于北京医院的医疗保健属性，细胞病理学检验受到了很多老年患者的欢迎。医院、科室对细胞病理学技术非常重视。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在细胞病理诊断、制片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技术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得到了病理界和广大临床医生的广泛认可。担任病理科主任后，刘东戈深感有责任把科室的传统优势继续发扬。为此，他从人员安排、科室人力、物力等各方面保障上下足了功夫。刘东戈说：“这项技术操作既简单又方便，同时又能对患者的诊疗提供重要的帮助，是很有意义的技术！”“能够获得国际细胞学会颁发的George L Wied 终身成就奖，荣幸之余，我更多地感到十分欣慰。比起个人的荣誉，更重要的是国际上看到了中国细胞学界、乃至病理学界整体的进步。”2006年，刘东戈正式担任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细胞病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一职。此后，除发展科室的细胞学技术外，刘东戈又多了一项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动细胞学工作的全面开展。13年来，刘东戈带领同道，利用每年的细胞学全国年会，交流细胞学领域取得的最新进展。并通过各省的学术会议和培训活动，推动全国各地细胞学工作的开展与进步。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刘东戈的带动下，我国细胞学领域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各医院在人才队伍建设和细胞学工作质量控制上的重视程度都有了很大的提升。细胞学全国年会的规模，也从开始时的不足百人，发展到现在四五百人。近年来，随着我国细胞学界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国际学术会议上也越来越多地听到来自中国专家的声音。在最近三届国际病理学年会上，都有中国病理专场。来自我国细胞学医生进行主题发言，展示壁报，对我国的细胞病理整体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2019年5月，刘东戈在第20届国际细胞学会上获得了细胞学最高荣誉之一——George L Wied 终身成就奖。对个人荣誉，刘东戈淡然一笑，他反复强调：“这意味着，我国细胞学界，正从曾经的向国外学习，到如今走向世界。” “我做了这么多年病理工作，确确实实地感到我国病理学发展出现了后继无人的状况。缺少了优秀的病理医生，‘最后一句话’又该由谁说呢？”作为北京医院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刘东戈发现，近年来，优秀的毕业生几乎不会选择病理专业。这种现象让他忧心忡忡：长此以往，病理学就会输在起跑线上。而病理学科的萎缩，会直接影响医学的发展。刘东戈表示，目前，我国病理医生的缺口高达9万。有些医院病理科人员紧张，病理医生的工作强度很大。这其中不仅有收入方面的问题，而且，医学教育的缺位，也使得医学生没有很好地认识到病理学的重要性。“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国家从顶层设计上，重视病理学事业的发展。应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的政策，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从事病理专业。有了更多优秀人才投入这项事业，我国病理学界定将迎来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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