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光煜(1902-1969)(图1)是中国著名病理学家和医学教育家，生前为中山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主任，一级教授。他学贯中西，毕生从事病理学研究和医学教育工作，授业育人，数十年如一日，堪称桃李满天下，为中国病理学事业的发展作了杰出贡献。其道德风范，为后世景仰。

图1 秦光煜教授

生平事迹

秦光煜祖籍无锡北延下乡水渠里，曾居于无锡南门外长街弄5号。

锡山秦氏是当地第一大族，北宋著名词人秦观即为其先祖，人文秀起，文献相承，历900年积长，经六皇朝不坠，著述之丰，为各姓之冠。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 "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不易湔除，有如是者。明乎此义，始可与言吾国中古文化史也。"从小耳濡目染，秦光煜秉承家训，勤奋好学、追求上进，深具谦虚之美、诚实之德和坚强之质。

秦光煜于1902年11月20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一个书香门第；1916—1920年就读于上海徐家汇的私立复旦大学附属中学；1920—1923年就读于北京东单的私立协和医学院医预科，1923转为正科。

秦光煜家有田地300余亩，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都是以田租支付。1927年11月9日晚，无锡发生农民革命，东北乡1万多农民革命军发动武装暴动，秦家自此家道中落。据秦光煜自述："地主阶级都不能收租，且都离开乡村而到城里居住。收租之事，只可假手于'管账先生’(即地主狗腿)，遂一落千丈。" (秦光煜．关于我的家庭出身及老家情况．中山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MR13.)

1929年5月起，秦光煜担任协和医学院内科实习医师，开始领薪自立。

1930年，秦光煜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同时获纽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秦光煜留校工作，"亲朋好友劝他从事临床工作可获得优厚待遇，他本人对内科亦有浓厚兴趣。但他深感我国基础医学落后，制约着临床医学的发展，所以毅然选择了病理学作为终生献身的事业" 。

1930—1940年，秦光煜历任协和医学院病理科助教、讲师、副教授和代理主任。

1940年9月—1941年9月，秦光煜赴美，先后在哈佛大学脑神经病理学研究室、耶鲁大学脑瘤病理研究室和纽约蒙桑纳医院脑神经病理学研究室研修。

1941年10月，秦光煜回国后继续于协和医学院担任病理科副教授。

1942年3月—7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学院及协和医院停办，秦光煜失业，以变卖家产为生。

1942年8月—1945年11月，秦光煜于北京大学医学院担任病理科教授。

1945年12月—1946年7月，秦光煜于北平临时大学第五分班任病理科教授。

1946年8月—1948年9月，秦光煜任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病理科主任教授。

1948年10月，因时局动荡不明，秦光煜应协和医学院旧友、时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李廷安邀请南下广州，任岭南大学医学院病理科教授兼主任。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和光华医学院合并为华南医学院(后更名为广州医学院、中山医学院、中山医科大学及中山大学医学院等)，他继续留任病理学教授、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病理形态研究室主任兼法医学教研室主任，中山医学院院务委员。

1954年起，秦光煜任卫生部科学委员会病理形态学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委员，广东省病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华病理学杂志》《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编委。

1955年，秦光煜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8年任民盟广东省委委员，1960年起任民盟广东省委常委，1961年任民盟中山医学院主任委员。

1956年，秦光煜与中山医学院林树模、谢志光、陈耀真、梁伯强、钟世藩、陈心陶、周寿恺等8位教授一起被国家高教部评为一级教授，被称为"八大金刚" (当时全国医学院校共有一级教授33名，中山医学院占1/4)。

1964年，秦光煜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秦光煜蒙冤受害，在长达2年多的"审查"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969年4月10日在广州逝世，死因不明，终年67岁。

学术成就

秦光煜品格高洁、学识渊博，在肿瘤、内分泌腺、血液病、脑瘤、麻风病方面都成就卓然。

1930—1942年，秦光煜在协和医学院工作期间发表论文30篇；1942—1948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工作期间发表3篇；1948—1952年在岭南大学医学院工作期间发表2篇。

以上论文主要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中南医学杂志》《美国病理学杂志》《实验生物学及实验医学学会报告》(美国)、《美国心脏病杂志》《外科年纪》(美国)上。

1953年8月秦光煜担任华南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主任后，又陆续发表了40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

1941年，他提出视网膜母细胞瘤是在视网膜颗粒层发生的，是该领域研究的经典性文献。

他较早注意到肝胆管黏液腺癌于华支睾吸虫感染的关系。

他以丰富的临床病理资料，在中国首次阐明了"网织细胞增生症或不白血性网织内皮细胞增生症"的本质和病理形态特点，提高了中国病理学家对该病的认识。

1951年，他与胡正祥合编的《病理学》是中国第1部以国内资料为主编写的病理学教材，也是当时惟一的病理学参考书。

1964年，他参与编撰梁伯强主编的《病理解剖学》。

另外，他还根据教学需要，编写了《疟疾病理学》《脑肿瘤病理学》《血液病病理学》《麻风病理学》教材。

秦光煜非常重视尸体解剖，他认为"尸体解剖是病理解剖的命根子" 。他要求：①无论系统解剖或者局部解剖，主解者一定是病理医生或教师。②解剖操作规范化：典型病变现场照相；大体标本普遍照相和装瓶；组织切片中主要病变，在归档前也要照相。③尸解报告的规范化。秦光煜主持的尸体解剖非常规范，尸解报告都能结合实际，非常受临床医生欢迎。

1951年起，秦光煜接受卫生部委托培养高级病理师资，后与梁伯强一起举办了10多期高级病理师资班，先后为全国医学院校、医疗、科研单位输送了400多名病理学骨干。

主要贡献

1.麻风病防治与病理研究

麻风是人类最古老的疾病之一，曾广泛流行于世界五大洲，与结核、梅毒并称为世界三大慢性传染病，对人类的身心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中国也是麻风流行较为严重的地区，而且流行历史至少有2 000多年，流行范围以广东省、山东省、江苏省、福建省为主，其他各省也有不同数量的发现。

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府即着手研究麻风的防治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召开的全国防疫工作会议上就对麻风防治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随后开始了培训专业人员、建立防治机构、开展疫情调查、进行临床诊疗等工作，为后来的大规模麻风防治创造了条件。

1956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明确提出要在一切可能的地区控制麻风病的流行，"积极防治"麻风病。为此，卫生部1957年在济南召开了首届全国麻风防治工作会议，制订的《全国麻风病防治规划》，确定了"积极防治，控制传染"的原则，提出了"边调查、边隔离、边治疗"的防治策略，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各地防治工作的全面开展，麻风的发病率和患病率有所下降。

1949年之前，广东省的麻风病发病率位居全国第一(广东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广东省皮肤性病防治中心．风雨彩虹——广东麻风防治60年纪实.2009：16.)，主要流行区域是沿海地区及珠江流域。

新中国成立初期，据广东省卫生厅麻风病管理处估计，麻风患者在4万名以上，但缺乏具体资料(广东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广东省皮肤性病防治中心．风雨彩虹——广东麻风防治60年纪实.2009：1.)。广东省全境解放后，人民政府对麻风防治给予特别关注，即使在当时财政经济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也拨款发粮维持尚未接收过来的外国教会麻风病院病人的生活和医药费用。

为贯彻落实1950年6月卫生部颁布的《关于麻风病注意事项的通报》和1951年第1届全国卫生防疫会议精神，1951年7月，省卫生厅、民政厅联合广州市内3所医学院共同组织了"广东省麻风病防治研究委员会" ，负责麻风防治的调查研究工作。

1952年4月，广东省卫生厅设立了"麻风病管理处"，代替"广东省麻风病防治研究委员会"作为省一级专业领导机构，并将麻防事业列入卫生工作总计划中。

1952年7月起，连续举办了2期"麻风病防治干部训练班" ，培养了第1批专业技术干部83人。

1954年，设立了第1个"麻风病防治站" 。

1955年，试办第1批4处麻风村。

至1958年，各县市普遍建立麻风病防治站(1974年改称慢性病防治站)和麻风村，在全省实现院、村隔离治疗和麻风病防治站社会防治2个网络，并先后制订并颁布了《麻风病防治规划》《麻风病管理条例》《麻风病防治工作指标》《麻风病人出院、村标准》《麻风病防治工作条例》《麻风村(院)管理工作40条》等( 广东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广东省皮肤性病防治中心．风雨彩虹——广东麻风防治60年纪实.2009：1－2.)。

1955年，广东省委成立了省委书记陶铸为组长的"麻风病防治领导小组" ，下设临床研究组和基础研究组，秦光煜被任命为基础研究组负责人。

其实，秦光煜的兴趣在于肿瘤研究，在该领域也卓有建树，是国内外肿瘤病理诊断方面的权威。由于当时协和医学院的胡正祥年事已高，全国包括北京的疑难病理切片都送至中山医学院，经"临床病理讨论会"讨论后，由秦光煜总结讨论意见并作最后诊断结论。但是为了开展麻风病的防治工作，时任华南医学院院长柯麟找秦光煜谈话，请他担负起麻风病基础研究的重任，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并坦诚地表示："虽然我个人的兴趣是研究肿瘤，但政府要消灭麻风病，我义无反顾地接受此任务，为尽早消灭麻风病作出微薄的贡献"。从此他积极参与制订麻风病防治规划、组建麻风病理科研小组。

当时中国的麻风病基础研究工作并没有广泛开展，对麻风病的病理诊断标准、分类、临床与病理关系、病人出入院标准、病变组织发生等方面认识不一。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广泛收集麻风病人的皮肤病变组织，全面观察麻风病人全身各器官的病理变化，秦光煜首先提出开展麻风病人的尸体解剖(图2)。尸体解剖本来就是艰苦的工作，麻风病人的尸体解剖就更为困难，需要克服极大的心理压力。麻风病院又设在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岭，交通不便，设施缺乏，工作环境极差。但无论酷夏还是严冬，秦光煜都和他的助手们一起在荒郊茅屋内将尸体垫上木板，蹲在地上进行操作。

图2 1963年，秦光煜教授与学生刘子君讲师、丘钜世助教一齐观看麻风病肉眼标本(照片左上站者为丘钜世助教、中为秦光煜教授，右坐者为刘子君讲师)

经过多年努力，秦光煜终于收集到100例麻风病人尸解材料。他从大量的活检和尸解材料研究中，结合临床资料，对麻风病的病变发生、发展、各类型及其亚型的病理组织学改变，提出了科学见解。在界线类麻风病人尸解材料中，首先在心肌、肝、脾、骨髓、神经、睾丸及内脏淋巴结等器官发现麻风病变，丰富了人们对麻风病本质的认识，被国际麻风学界誉为"创造性工作" 。

临床研究曾经发现部分临床"治愈"的麻风病人出院后很快复发，秦光煜亦从大量病理资料研究中证明，麻风病人皮损的临床消退早于病理学上的消退，所以过早停药，病灶可慢慢再发展而导致复发，因此，他们与临床大夫共同制定了麻风病人治愈出院的临床病理学指标。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所定指标是正确而切实可行的。

在麻风病的病理研究工作中，秦光煜先后发表了5篇具有广泛影响的麻风病理研究论著，其中《界线类麻风和瘤型麻风反应在内脏器官的麻风病变》《结核样型麻风进展期和消退期组织改变和它的临床意义》和《瘤型及结核样型皮肤麻风各临床肉眼亚型与显微镜组织改变的对照研究》3篇文章至今仍为麻风病理学研究的经典性文献。

与此同时，秦光煜为华南地区培养了大批麻风病理专门人才。

1958年1月，卫生部委托中山医学院举办的全国首个麻风医师进修班正式开学，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傅连璋以及广东省主管卫生的副省长、卫生厅厅长、中山医学院院长和卫生部主管麻风防治工作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开班典礼。傅连璋讲话特别指出，进修班的目的是帮助全国麻风病防治机构培养新的麻风病防治医师，提高原有麻风病专业医师有关麻风病学方面的理论和技术水平。进修为期3个月，麻风课程由周恩来总理特别邀请的阿根廷国际知名麻风病学专家斯胡曼(Prof.S.Schujman)主讲；麻风病理学则由秦光煜及其助手刘子君讲授，除了讲解各型麻风的基本病理变化外，还要在实验室学习切片、染色、制片、读片等实际操作。

在秦光煜等一大批医学家的努力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广东省麻风病的患病率从1970年的100/10万下降到1975年的38/10万。2008年底降至0.41/10万，与历史最高的1961年114/10万名比，下降幅度为99.64%。有99%的县市已经省级验收达到基本消灭指标( 广东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广东省皮肤性病防治中心．风雨彩虹——广东麻风防治60年纪实.2009：9.)。

秦光煜去世后，他的学生刘子君、丘钜世、钟之英等人通过大量的病人标本，结合治疗对照，完成的"麻风病各种病变的发生及发展的研究" ，于1978年获得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此项研究填补了过往的空白，对临床治疗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17年9月30日，秦光煜学生刘子君在美国接受笔者微信采访时指出，研究方案的制定与成果都是执行老师秦光煜的既定思路，该奖最大贡献者应为秦光煜。

2.对学术期刊和学会的贡献

1954年12月8日，中华医学会在北京创立病理学分会。当时全国从事病理工作的中华医学会会员仅有67人，选举出由11名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第1届委员会，推选胡正祥教授为主任委员，梁伯强、谷镜研为副主任委员，秦光煜为学会理事。1955年4月《中华病理学杂志》创刊，由胡正祥任总编辑，谷镜研、梁伯强、杨简、刘永任副总编辑，秦光煜任编委。从1954年起，秦光煜任广东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副理事长。

1964年11月广东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第1届委员会成立，梁伯强担任主任委员，秦光煜担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李瑛、傅恭昌、宗永生、区宝祥等15人，秘书为董郡，广东省病理学事业开始蓬勃发展。在此期间，新的医学院先后建立，除中山医学院外，广州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汕头医专、湛江医学院相继建立，并在附属医院设置病理科。同时，省市属医院、部队医院亦纷纷建立病理科，此外，8个专区级医院亦筹建或建立病理科。

截至1965年，中山医学院病理教研室尸解总数达7 700例，居全国之首。这为当时梁伯强和秦光煜连续多年举办全国"高级病理师资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资料。师资班培养出了杨简、程天民和姚开泰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以及各省市病理学界的众多学术骨干和带头人和，创造了中山医病理历史上辉煌的篇章。

秦光煜爱祖国、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对祖国医学和医学教育事业无比忠诚，淡泊名利，甘于寂寞，辛勤耕耘，饮誉海内外，为中国的病理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虽已逝世近半个世纪，但他的崇高精神和严谨治学态度仍是后学敬仰的楷模。

本文来源：中华医史杂志, 2017,47(5) : 315-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