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CSP女生殖学组微信公众号

本文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邢德印教授编译！

第一部分

引言

Robert J. Kurman教授仍活跃在妇科病理界，但是他决定于2017年6月30日正式退出江湖。几乎所有妇科病理人都知道Kurman教授（图1）在妇科病理学领域的地位及其诸多贡献。虽然他是一名病理学家，但他不仅在本领域独树一帜，而且他还是一名妇产科医生，是许多专著的作者以及在世界各地讲学而对临床领域产生深远影响。Kurman教授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在举世闻名的医院之一——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完成的。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妇科医生Thomas S. Cullen教授首先将妇科病理发展成亚专科，被认为是本学科的奠基人。

图1.Dr. Robert J. Kurman

（一）家庭背景及青少年时的生活

为逃避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实行的纳粹恐怖主义，Kurman的父母于1939年从维也纳移民到美国。他们非常幸运，没有像家族中的许多其他成员一样死于难民营。他们之所以能够离开维也纳，是因为得益于一位美国亲戚的鼎力相助。这位亲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来到美国而且在商业领域很成功。这位亲戚雪中送炭，为Kurman的父母提供了担保，这至关重要，因为当时移民到美国是非常严格的。Kurman的父母以及伯父的家人都在Harlam定居。这就是Kurman出生的地方。Kurman 8岁时，他的父母搬到了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名为Jackson Heights的社区。

小学六年级毕业时，Kurman的同学并没有在留言簿上写他是“班上最受欢迎的孩子”或“最有可能成功的人”。而有的同学留言是“RK，MD”。其实，Kurman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从小立志学医，所以才这么写的。Kurman的父母受他伯父的影响极大，因为他是一位全科医生，而一位堂兄是极受人尊重的精神分析师，罗切斯特大学精神病学教授。

从初中毕业后，Kurman去了Stuyvesant高中，当时这是一所男校（现在是男女同校）。Kurman后来回忆说，“我很幸运能够考入这所高中。现在想来，如果男女同校，这样女生就会允许参加入学考试，一旦女生允许参加考试，我的分数就不可能进入这所高中了。而且你想想，如果有女生在，十几岁的我也许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学习，完成学业并顺利毕业也就无从谈起了。我的父母不是很富有，也没有能力把我送到私立大学，所以我去了皇后学院，这是纽约城市大学的一部分，当时的学费几乎为零。这也是我去雪城（Syracuse）的Upstate医疗中心读医学院的原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每年的学费大约800刀。我非常感谢纽约的教育系统，让我有机会获得良好教育并最终成为一名医生。”

（二）初出茅庐，进入病理届

在医学院的第三年，Kurman决定将病理学作为将来的职业，但他没有直接进入病理住院医师培训，而是在纽约Beth Israel医院实习，内科6个月，病理学6个月。Kurman既喜欢病理学，也喜欢临床医学。在完成一年实习后，他开始在Peter Bent Brigham医院（现哈佛医学院附属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做解剖病理住院医。那时的Brigham医院妇科很小，没有产科和儿科，所以病理住院医在Free Hospital for Women (FHW)医院轮转妇科病理；在Boston Lying-In Hospital (BLI)医院轮转产科病理。虽然两家医院不在一起，但它们合称波士顿妇女医院（Boston Hospital for Women ，BHW），由病理医生John Craig教授（图2）担任主任统一管理; Robert Ehrmann教授和Shirley Driscoll教授（图2）是这两所医院的病理医生。Kurman还在儿童医院度过了一段时间，Gordon Vawter教授是非常杰出的儿科病理医生。

图2.Drs. John Craig, Shirley Driscoll and 

Robert Ehrmann

Kurman后来说，能够跟这么多病理大伽学习是使他终生受益的经历。Kurman对Craig教授印象极为深刻。Craig教授每天骑自行车奔波于两家医院之间，特别是冬天，他得先清理自行车上厚厚的积雪，然后出发。Craig教授的这种精神鼓舞了Kurman，以至于整个波士顿住院医期间Kurman都骑自行车上下班。Craig教授开始考虑退休，Kurman问他退休后他将要做什么。他说：“我准备退休后开始做精神病学住院医，然后开业做精神病学医生。”Kurman当时有点发懵，觉得这个玩笑开大了。但是如Craig教授所说，他最终成为了精神病科医生，在他的余生中诊治精神病人。

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

当然了，不管怎么样，精神病学并不是Kurman所要从事的职业。当他在FHW轮转的时候，他经常参加由Craig教授，Tom Griffiths教授和Robert Kistner教授主持的病例讨论。Griffiths教授和Kistner教授是国际公认的妇科肿瘤学家，同时也对妇科病理造诣很深。在哈佛和霍普金斯，妇科住院医生要求在病理轮转3到6个月的时间，处理标本，看病理片子，然后与主治医生一起签发报告。事实上，直到1960年，霍普金斯大学的妇科住院医师（当时妇科和产科是分开的）明确规定需要在病理轮转1年并签发病理报告。只有遇到疑难病例，才向Emil Novak教授和Donald Woodruff教授(图3)请教。这两位是妇科医生，同时也是国际公认的妇科病理专家。秉承这样的传统，1939至1960年担任大妇科主任的Richard TeLinde教授，捐资设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讲座教授职位。Woodruff是第一位讲座教授，他退休后由Kurman继任。

图3.Dr. Donald Woodruff

Kurman在做完病理住院医之后，决定继续做妇产科住院医。按照Kurman的说法，这个决定恰恰反映了妇科病理的由来和发展历程-----来源于妇产科服务于妇产科。他惊叹于如此之多妇科医生不但精于病理，而且懂得如何运用他们的病理知识来服务于病人。

William B. Ober教授对Kurman事业早期有重要影响。 Scully教授认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但他鲜为人知，所以，Scully教授决定写一篇纪念文章。按照Kurman的说法，Ober教授（图4）是引导他进入病理学并专攻妇科病理学的导师。 Bob Scully和Bill Ober从住院医开始就是好朋友，互相尊重和钦佩。Scully写了一篇纪念文章（Robin Young是共同作者），这篇杰作涵盖了Ober教授的生平和贡献。如果有人想了解他是怎样杰出的人，建议阅读此文。他不但是杰出的妇科病理学家，在妊娠滋养细胞疾病和子宫肉瘤方面造诣甚深，而且他是一位文艺复兴专家。正如你在文章标题中所看到的“人文主义者，幽默大师和历史学家”。他是一位有天赋的作家，他为许许多多知名人士，或准知名人士，包括医生和非医生，如Verlaine和Rimbaud等诗人撰写了富有洞察力的心理传记（后者的文章命名为“Rimbaud的多彩人生”） 。在33&1/3创纪录的唱片专辑时代，他在专辑背面为作曲家撰写传记。他还为波士顿环球报和纽约时报撰写乐评。

图4.Dr. William B. Ober

Kurman上医学院的第二年，开始考虑进入内科，但他决定先花一个夏天的时间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学习一下病理。Kurman做尸检，并参与了一项旨在诱导小鼠淀粉样变性的研究。他很喜欢尸体解剖，却讨厌做老鼠实验，因此，当时Kurman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毕业后在社区医院做病理科大夫。有了这个目标，他便在第三年和第四年之间的暑期在Knickerbocker医院（此医院最近在电视迷你剧“The Knick”中很火，是纽约城市学院街对面的社区医院）跟从病理科主任Ober教授学习病理。 Kurman和Ober一起搞了一个研究，他首先必须花大部分时间来学习子宫内膜的分期，因为有很多子宫内膜活检送到Ober教授这里来分析不孕不育的原因。

Ober把这种病理诊断戏称为“欣赏美女本来是一门古老的艺术，现在却沦为科学”。

在来Knickerbocker医院之前，Ober曾先后任职于哈佛系统，国家癌症研究所（NCI），AFIP妇科和乳腺病理主任助理，后来在新泽西医学院，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和纽约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任教。在Knickerbocker医院，几乎每天都一样，Kurman给子宫内膜分期，Ober教授则处理无数的关于妇科病理的电话和会诊。他们通常在中午就可以把活干完，然后一起去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吃午饭。皇后区的很多孩子都在那个中餐馆学会了如何使用筷子。享受完中餐午饭，他们就驱车前往纽约城不同医院的病理科和实验室进行会诊。把这些都干完，他们便参观博物馆，艺术画廊和古董店。日子过得太潇洒了，初出茅庐的Kurman得出结论，当病理科医生是一个非常酷的职业。

（三）传说中的麻省总医院和Scully

Kurman在1971到1972年在哈佛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MGH）师从Scully教授做fellow（专科培训，图5）。从那一年起，他们开始了毕生的友谊（图6）。

图5.Pathology Department of the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1972. Kurman is in second row from back, second from left.图6.Kurman and Scully in Matsumoto, Japan.

在Kurman决定专攻妇科病理之后，他问Ober教授应该去哪里做住院医。Ober想都没想就说：“Kurman，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就是MGH，师从Scully。”他补充道，“我不是傻瓜，智商也不算太低，但是Scully可以在玻片上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鉴于此，Kurman专门去了一趟波士顿拜访Scully教授。他们非常聊得来，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促膝交谈，但类似的交谈成为他们日后友谊的一部分。令Kurman感到惊讶的是，Scully建议他去Brigham做住院医，那也是Scully做住院医的地方。Scully的建议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那时Brigham的手术病理量要小得多，特别是肿瘤病理。 Scully说的非常有道理：“对于初学者来说，MGH的工作量太大了，你可能会不适应。所以你先去Brigham，然后来这里。”在Mac Corson教授和Franz von Lichtenberg教授领导下的Brigham， Kurman度过了一段非常难忘的时光，但到了去MGH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问题：没钱。Kurman计划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去Pondville癌症医院做尸体解剖来挣钱。幸运的是，Scully在他还没开始干就给Kurman打电话说他已经获得了资金。一个偶然的机会，Scully，Arthur Herbst和MGH妇科主任Howard Ulfelder发现，有一些年轻女性在十几岁和二十几岁就得了阴道或宫颈的透明细胞癌，而她们的的母亲一般在怀孕期间服用DES以预防流产。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发现，因为它第一次证实了癌症的发生可以通过某种母婴相关的途径。Scully和Arther（Arther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妇产科主任）获得了美国癌症协会的资助以便收集其它病例，Kurman的工资也有了着落。随后，Kurman花了一年时间登记从世界各地寄来的透明细胞癌病例。

和Scully学习的一年使Kurman受益匪浅，他参与发表了几篇与DES有关的论文，并且还与Scully一起写了一篇关于子宫内膜透明细胞癌的文章。当时专科培训不像现在这样有条理。Kurman在登记透明细胞癌病例之余，系统学习了Scully的会诊病例。他一般先看病理玻片，然后阅读Scully的诊断。这就像阅读妇科病理教科书一样，甚至比教科书更好，因为当时没有哪本妇科病理教科书可以与Scully的知识和见解相媲美。每每遇到问题，Kurman就去向Scully请教，但他必须在他办公室外排队等候。这不奇怪，向Scully请教和找他看片子的人太多了，包括住院医，主治，以及大病理科主任Castleman（图7）。这位主任最早描述并命名了Castleman disease。住院医给Scully起了个外号“子弹”，因为他会以极快的速度进行诊断，就象子弹在飞。

Scully有一个有趣的习惯，就是在看片子时颠腿，越是疑难病例，腿颠得越快。换句话说，通过观察他颠腿的频率，就可以知道病例的难易程度。

图7.Dr. Benjamin Castleman and Dr. Robert Scully

未完待续.....

本文编译专家介绍

邢德印，医学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病理学和肿瘤学助理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医院（JHH）GYN Pathology In-House Service 副主任，妇科病理专家会诊组成员。师从著名妇科病理专家、世界卫生组织妇科肿瘤分类主编Robert Kurman教授，系统学习妇科病理学。担任Diagnostic Pathology妇科病理共同执行编委，Journal of Pathology and Therapeutics编委，Frontiers in Cell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Molecular Medicine）综述编辑。

主要研究方向：妇科疾病，特别是妇科肿瘤的诊断和预后指标，以及这些疾病的遗传学和表遗传学发病机制。应邀为十数种国际专业杂志审稿，参与编写英文妇科病理专著一部，发表论文近50篇。

原文信息：

Young RH. An Interview of Robert J. Kurman, MD:Learning, Teaching, Passing the Torch. Int J Gynecol Pathol. 2018 Jan;37(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