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世界，陈杰一看就是40年。作为一名病理医生，在他眼中展现的，是一个丰富多变的别样世界。一般人看来枯燥、寂寞的病理学科，陈杰探索在其中，却能感受到特有的魅力。“病理诊断每天看到的都是新鲜事物，只要钻研进去，在探索过程中，在专心做学问中，就会找到乐趣。”

或许与病理工作的方式有关，陈杰本人给人一种宁静、平和的感觉，他很少言辞。在这里，仿佛时间慢慢流淌，不急不躁。所谓静水流深，智者无言，大抵如此吧。

恢复招生后协和第一批研究生

1973年，陈杰考入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系。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动荡的年代，学生学习没人管，全靠自觉。在这种情况下，陈杰始终没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课业、医学基本功毫未懈怠。

1977年1月，当毕业来临时，陈杰获得了留校的机会。“当时500多名毕业生，只有6个留校名额，我寻思怎么也轮不到我呀！”陈杰回忆，“那时候要把铺盖卷拿回家了，没想到能够留校。”

学校有两个附属医院，当时都很缺人，陈杰最终被基础部要了去。“其实我们本心还是想做临床，既然做不了临床，就选择了与临床比较贴近的病理科。”就这样，陈杰留校工作了一年多。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那时，研究生在社会上还是比较新鲜的“事物”。“我们当时不知道研究生是何物，就是想再学习学习。哈尔滨医科大学没招研究生，我们一查北京招，就报了名，糊里糊涂地就考上了，成为恢复研究生招生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第一批研究生。”于是，陈杰辗转从哈尔滨来到北京，师从全国著名病理学家刘彤华院士。

陈杰说，那时大家都很单纯，关于病理是不是辛苦、是不是有发展没有想太多。大家觉得病理就是医学的一个分支，无论干什么，都要用心，都应该有点作为。既然在哈尔滨做病理，报考研究生时自然就报了病理。

刘彤华老师说，学病理的人是一专多能，各个系统的病理都要看，都要懂。因此，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是一点一滴积累的功夫。在陈杰的实验台上，摆满了各科的书籍，“由于病理诊断牵涉到太多的知识面，需要的时候方便随时查看。”

人穷志不穷

1981年，陈杰毕业获硕士学位，留在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工作。1983-1984年，陈杰赴英国皇家伦敦医院进修学习。陈杰发现，中国和国外有着巨大的差距。

“那时中国太穷。到了英国，总被问到赚多少钱。我们的工资几十块钱，相当于几个英镑，没法说。但是人穷志不穷，中国学生出去，都非常刻苦。我那时觉得出国机会难得，很拼命。在英国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写了5篇学术文章。” 陈杰说。

从英国回国后，陈杰历任协和助理研究员、助教和高级助教，1987年又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因联合国发展署的项目，1988-1990年，陈杰赴美国伍斯特实验生物学研究所作为访问科学家进行学习，期间赶上国内动乱。“很多人选择留在美国，但我一想，是单位把我送到美国，如果不回来，总觉得无法交代。”1990年，陈杰登上回国的飞机，整架飞机上一共5名乘客。

1994年4月，陈杰晋升主任医师（教授），并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1991年任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副主任，1997年任主任，2003年9月起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2010年10月任北京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即便有了行政工作，陈杰也一直未离开过病理一线。年轻医生遇到不会看的疑难病理，都放到他这里，白天忙完行政工作回到病理科，陈杰便开始对这些病理进行诊断。

从1978年至今，陈杰在病理这条路上走了近40年，“帮助病人诊断清楚病因，给病人解决了实际困难，是病理医生最有成就感的时候。”陈杰说，这也是他投身病理，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病理学诊断的原因所在。

在临床病理诊断方面，陈杰有深厚的造诣。“擅长疑难病理诊断”是资料介绍中对陈杰的描述，简单的几个字，写尽了这40年的兢兢业业、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和奋发图强。

作为全国疑难重症诊治中心，北京协和医院成为很多人求生的最后一站。北京协和医院的病理科也成为全国疑难病理会诊中心，一代代专家担负起“疑难病理”诊断的重任。采访中，我们看到一个个请求会诊的切片，采访期间，也不时有人前来请陈杰教授会诊。

请求陈杰会诊的病理切片

陈杰在帮助请求会诊的医生进行病理诊断

协和的精神和文化传承

读研期间，老师们非常用心，在学生们身上倾注了大量心思。除了刘彤华老师的言传身教，同为病理科的臧旭教授也给了陈杰很多启发和帮助。臧旭教授是中国解剖学家臧玉洤教授的儿子，被誉为协和病理学四大“台柱子”之一，对神经病理有深入研究。1992年，臧旭教授与内分泌科史轶蘩院士、神经外科王维钧教授等开展的“激素内分泌性垂体瘤的临床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臧老师他们做得非常细，从基础研究、病理诊断、临床治疗等多方面入手，在中国首次系统地认识了垂体瘤疾病，建立了一整套先进的诊断方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陈杰介绍， 当时有一个小的神经病理实验室，垂体瘤项目中的一些病理，都在这个实验室里进行。那时就摸索怎么做免疫组化，临床怎么测激素，甚至有的病例还进行了免疫组化双标染色、免疫电镜双标，都是比较超前的。

协和院史馆中陈列的病理科早期使用的照相机、捞片箱、切片机和打字机

在陈杰的印象中，臧老师为人非常随和，“我们年轻医生有不懂的疑难病例，都去请教臧老师，他很乐意帮助学生，耐心为我们讲解。科里的年轻大夫就我们几个，臧老师对我们特别好。”这位颇有声望的老先生没有一点“架子”。 “他生活非常朴素，为人低调。他真的一点也不讲究，你看不出来他是什么大教授。” 陈杰说。

病理研究生与住院医相似，平时在科里，对送来的外检做初诊，刘彤华、臧旭、王德修、陈梅龄、刘鸿瑞几位老师排班，对陈杰等研究生做完初诊的外检进行复查。

“那时条件非常艰苦，我们学外检，没什么书。老师给我们讲课，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写成笔记，自己照幻灯片，自己画组织形态，画得很详细。” 陈杰回忆。

“我们非常敬佩这些老先生，十分敬业，一门心思做研究，早来晚走，天天如此。”当时，虽然病例数没有现在多，但病理科人数少，老先生们都忙得不可开交。除了临床工作、科研工作，病理科作为协和医大的病理教研室，老先生们每年还担负繁重的医大八年制本科病理学教学及协和医大研究生院的博士生及硕士生的病理教学工作。

协和人的严谨，体现在对疾病诊断的一丝不苟。在陈杰的印象中，臧老师这些老先生都是引经据典。没有证据，即便高度怀疑，也不轻易下结论。臧老师有个习惯，他会随身携带小本，遇到疑难少见病例或自己拿不准的，便会记录下来。周末到图书馆去查阅文献，直到弄懂为止。

协和图书馆是协和“三宝”之一，曾被誉为亚洲第一医学图书馆，馆藏外文原版书刊数不胜数，许多珍贵的西方医学专著、图谱和中医古籍被妥善保管。这座图书的宝藏是臧老这些老先生答疑解惑的地方，当时图书馆在老楼12号楼，病理科在老楼9号楼。9号楼到12号楼的这条路，老先生们走了无数次，走着走着，走成了博闻强识，走出了协和病理科的品牌。

采访中，陈杰教授还展示了一个个卡片箱，这些富有年代感的木箱，是老一辈的传承。卡片箱留存完好，进行了分门别类。“这些卡片是老先生们读书的记录，每张卡片清晰地记录着所读文献、期数页码以及摘要等信息。那时候没有电脑，老先生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一点一滴，苦心钻研着学问。”陈杰感慨。

一个个卡片箱和一张张卡片，记录着老先生们查阅的文献

在北京协和医院院史馆中，可以看到同样的卡片箱和中国现代医学先驱张孝骞记录疑难病症的“小本本”。一箱箱的卡片，一个个“小本本”，是时间的印记，是老一辈协和人医疗技术、经验、临床思维过程的记录和结晶，是文化与精神的传承。

协和院史馆展出的中国现代医学先驱张孝骞教授的“小本本”

视点

“金标准”和“判决书”

截止目前，尽管影像学和各种检查技术飞速发展，但病理诊断仍然是肿瘤各种检查方法中最可靠的，病理诊断在医学诊断中具有权威性，仍是诊断的“金标准”。准确的病理诊断是临床治疗的基础。陈杰表示，目前大家都在提倡精准医学，没有病理的精准，很难谈得上真正的精准医学。

随着疾病诊断越来越细，病理医生的工作也越来越繁重。而且，目前临床越来越提倡“微创”，取下的标本越来越小，要求也越来越高，对病理诊断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如今利用细针穿刺病灶，吸取少许细胞成分作涂片，凭借这少许的细胞成分，病理医生就需要作出准确诊断，告诉临床医生是否为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需不需要切除，挑战非常大。” 陈杰说。

有时患者躺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无法判断到底是胰腺炎还是胰腺癌，就等着病理报告来决定是否手术切除，以及切除的程度和范围。这时，病理医生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判断，告诉医生诊断结果。病理诊断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判决书。“一念之差，就是天壤之别。因此，病理医生承担着高压和高风险，病理医生手中的笔是千斤之重，病理医生既要胆大又要心细。”陈杰说。

病理医生与临床医生之间的相互沟通非常重要。要保证病理科发出去的报告，临床医生能看懂，知道怎么治。病理医生与临床医生一起确定最适宜的治疗方案，尽量减少和杜绝漏诊、误诊。因为不管临床还是病理，最终都是为患者服务。

“人才危机”

陈杰指出，经过多年的呼吁，病理学科逐渐地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但病理学科的发展还面临很多的困难。其中，人员不足是最为紧要的问题。全国约有1万名病理医生，对于我国这么大的国家来说，显然微不足道，病理学科正面临着“人才危机”。

由于发病理报告是非常慎重的事情，病理医生的培养周期很长，对病理医生的能力要求也很高。在协和医院，工作至少5年的病理医生才能独立进行病理报告的签发。

“近些年病理学科得到了快速发展，但远远赶不上临床发展的速度。有些大医院床位数翻番，而病理医生却增加很慢。” 陈杰介绍道，在协和医院病理科，30多名病理医生负责全院的病理检查，在多学科会诊中，少不了病理医生的参与，因此，人员非常紧张。

此外，由于病理科人数的限制，专科病理发展迟缓，一名病理医生往往要掌握各个系统的知识，病理医生面临不小的压力。 

“新技术”和“数字化”

陈杰表示，在病理学科的发展中，新技术的应用非常重要，如分子病理、数字病理。数字病理通过全自动显微镜或光学放大系统扫描采集，得到高分辨数字图像，再应用计算机对得到的图像自动进行高精度、多视野、无缝隙拼接和处理，获得优质的可视化数据以应用于病理学的各个领域。数字病理便于储存、传输和讨论。

未来，病理医生的工作方式会发生很大变化，或许不用显微镜就能进行诊断，无需坐班，通过家里的终端就可以进行诊断，通过电话、短信等将医嘱传给实验室，实验室再变成数字切片。远程会诊也将成为常态。这些技术目前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在我国普遍应用之前，还需要解决存储、传输等技术上的问题。 “认真”和“同情心”

病理医生需要具备哪些素质？认真是陈杰首要强调的一点，“病理医生需要通过职业医师考试，要有临床医生的素质，要有精益求精的精神。一个好的病理诊断，离不开对标本的仔细检查，病理科一旦马虎，临床就差得更远了。”陈杰说。

病理医生重要的是有认真的态度。对待一个标本，如果没仔细检查或检查不充分，就可能遗漏很多重要的病变。因为病理诊断是个复杂的过程，首先需要取材，从整个标本中选取部分进行观察，选取的过程就体现做病理医生的责任。要选择典型的病变，避免发生遗漏。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所学知识，结合临床资料进行综合判断，最后作出病理诊断。

然而，不是所有类型的疾病都一帆风顺。在做病理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会经历几个阶段，由不懂到懂。“有时候发出去的报告出了错，一下子觉得什么都不会了。通过一点一点不断地学习，信心逐渐增加。做病理的没信心不行，信心太满也不行。”

“病理医生还要有同情心，虽然我们大部分时间面对的是标本，但是要体会到，每个标本后面都是一个真实的患者。有时外科医生手术中，病人肚子开着，一边麻醉，一边等着病理结果。病人血压维持不住了，外科医生和麻醉医生也得拼命维持着。”因此，陈杰经常强调病理诊断的速度。“如果病理医生不能换位思考，就体会不到这种紧迫感。” 

采访编辑：廖莉莉 / 王仁芳 AME Publishing Company

写作编辑：董    杰 AME Publishing Comp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