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日，北京市卫计委下发《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开展对医务人员通过商业公司预约挂号加号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清理工作的通知》，明令严禁医生与商业公司合作挂号加号的行为。并称将在4月前完成所有清理。此次北京市卫计委发布的最新规定，更主要是打击号贩子利用医疗APP向患者出售高价号源的行为。

多年来“打击号贩子”的新闻层出不穷，但是这一次舆论把枪口集中在移动医疗。300元的挂号费被炒到了4500元!春节前，一女子怒斥医院票贩子的视频一时间成了微博的热门话题。近日，随着央视持续跟进报道，移动医疗以没有预料到的方式突然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原因是北京的部分号贩子，通过移动医疗产品进行挂号并加价转售。

上述《通知》明确表示，凡是医务人员通过商业公司预约挂号、加号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均在此次清理范围内，并称这是“违规违纪甚至违法行为”。同时，通知要求，医务人员应在今年3月25日之前，自动解除与商业公司的合作，同时将个人自查自纠情况(包括合作商业公司的名称、合作内容、收取费用、解除合作时间等情况)报所在单位备查。而各医院要将清理工作等情况在4月1日前以书面形式上报。一旦卫计委发现有医务人员瞒报、不如实汇报、清理后再犯或者以及医院清理不力的情况，都将严格查处，并问责。

其实，早在17年前，我国就开展过各类针对医院号贩子的严打活动。近年来兴起的移动医疗APP曾经被认为是打击号贩子的利器，然后某些平台却摇身一变，成了号贩子的集聚地。

医疗APP被号贩子“盯上”

近日，一则央视关于医院号贩子的调查报道，让“一呼医生”APP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曝光。在央视报道中，极其难求的知名医院专家号在“一呼医生”上可以轻松挂到，央视的报道认为这种网络挂号工具给号贩子提供了套利空间。

当下，网络预约挂号成为一种趋势。BAT已经全部在网络问诊上有所布局，在苹果APP Store医疗类APP排行榜前30名中，提供线上挂号服务的APP多达12个，包括春雨医生、百度医生、好大夫在线、寻医问药、微医、就医160等APP均在描述中表示，提供网络挂号功能。

这些有加号业务的公司主要分为两类：陪诊类，如寻医问药和传太医的陪诊业务，依托于加号业务，形成一系列如打包服务提供给患者。而另一类则是医患线上沟通类，如好大夫在线，春雨医生等，在线问诊之余同时还提供一定的加号服务。

移动医疗的崛起一方面方便了患者查看信息，挂号就诊;另一方面也大大方便了号贩子牟利。很多号贩子甚至开通了自己的公众账号，号贩子会在公众账号里推送最新的医院信息、就诊必知等，方便病友前来了解，同时在后台解答病友咨询和疑问。还有不少号贩子通过“抢号软件”在网上放出专家号以后，实现秒杀号源。

有些平台“加号”功能囊括了北京70余家医院(部分医院下并无医生)。然而令人意外的是，APP里面医生的加号信息似乎并没有征求医生本人的同意和授权，平台上的姓名、照片等信息显示的是那个医生，但是职称以及出诊时间均和实际不符。

号贩子的出现源头在于人才资源不足　

业内人士指出，移动医疗APP的号源被号贩子利用，其本质和官办的114挂号平台因为身份验证机制缺陷而被号贩子利用是相同的。号贩子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尚未建立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大医院专家号价格又非常低廉，长期的供不应求催生了号贩子这种灰色地带的产物。　　

关于如何根治号贩子，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表示，全国市属医院实行了非急诊的全面预约制，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此外，他还表示，患者多专家少是号贩子存在的根本原因，而解决的关键还是分级医疗。但分级医疗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才的短缺。

在分级诊疗完备的国家和地区，小病在基层通过诊所和社区医院解决，大病则到大型医院;基层诊所和社区医院相当于医疗体系守门人，提供小病的门急诊服务，再把筛选出来的少数大病患者转诊到医院。

“看病难”问题该何去何从　

2007年，香港医管局下设的公立医院和公立诊所，支撑着91%的住院患者、29%的门诊患者的医疗服务;私立医院和私立诊所支撑着9%的住院患者、72%的门诊服务。　　

分级诊疗完备的中国香港地区，其服务体系是金字塔型服务机构：位于塔基的基层诊所和小型医院提供大量简单重复门急诊服务，位于金字塔尖的医院主要提供手术服务。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大陆的医疗服务提供体系是完全反过来的，呈现为倒金字塔结构。中国的医院除了提供将近80%以上的手术服务，还提供了超过40%大量普通门急诊服务，把原本基层医疗机构的活儿都抢过来干了。　　

中国的医院不仅提供大量的普通门急诊服务量，而且其增速还一直高于诊所、卫生院、社区医院等基层医疗服务机构。 2015年1-4月，全国医院总诊疗人次9.6亿人次，同比提高5.8%;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4.3亿人次，同比提高1.8%。这一趋势已经持续多年。　　

这一畸形的倒金字塔格局必然导致医院的繁忙和门庭若市，压力越来转移给更加位于金字塔尖三级医院。除了手术量庞大，中国三级医院的普通门急诊的诊疗人次已经超过二级医院、一级医院的总和。2015年1至4月，全国三级医院诊疗人次超过4.5亿人次，增速更是高达10%;同期，二级医院和一级医院诊疗人次总量不到4.3亿人次。　

在经济发达的北京、上海等地，因为要接诊大量外地患者，医疗服务体系畸形程度更加严重。2014年，除了完成大量手术不说，北京全市医疗机构门急诊 服务量22967.1万人次;全部医院普通门急诊量为15751.0万人次，相当于全市门急诊服务量的68.5%;在医院门急诊量中，单单三级医院一类就 完成了11058.2万人次， 占到全市服务门急诊服务量48.1%。同期，北京基层医疗服务仅4857.0万人次，占比仅为21.1%。　

一个极度虚弱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自然无法支撑医疗服务的金字塔。北京的数据表明，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的问题特征就是，越是经济越发达地区，以三级医院为代表提供的普通门诊服务占比越高，拿走的基层医疗服务份额越大。　

在畸形的医疗服务体系之下，一些大型公立医院俨然已经成为接诊患者的流水线。这一流水线不仅虹吸患者，也虹吸小型医院培养的优秀医生，让中国的基层医疗体系迟迟无法发展起来。为 了接诊患者，医院把大量人力投放在接诊原本应该去诊所和社区医院就诊的患者，拖累专科医生培养，简直导致优质医疗资源缺乏。同时，医院有限的成熟医疗专 家，他们不仅要负责手术、科研、带教，甚至还要像全科医生一样处理初诊患者，以极低的效率从中筛选出大医院真正需要的患者。

在畸形的医疗服务体系之下，专家资源有限还被分散使用，患者的需求极大，医疗黄牛党才得以长期控制医院的专家号号源。只要畸形的医疗服务体系存在， 他们就可以持续操控专家号源，哄抬医疗服务价格。虽然他们可能给一些真正需要专家接诊的患者提供了方便，但是由于医疗体系长期畸形，黄牛价格恐怕已经偏离 了真实价值，4500元价格才会让社会哗然一片。一些业内专家指出，黄牛党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稀缺的号源，高价兜售，实际上就是在利用中国畸形的医疗服务体系寻租，是对缺乏分级诊疗的畸形医疗服务体系的“将错就错”。　　

过去，政府和医院也想了一些其他办法来解决黄牛问题，最早有电话预约，现有大面积网络预约、APP预约，希望通过预约来解决问题。不幸的是，患者预约可能爽约，更关键的是“黄牛党”也会随之升级，网络刷票抢票技术已经被黄牛使用了。一些推行网络预约的医院同样面临黄牛党的问题。

分级制度和优化网络服务带来希望　

如果医疗服务体系不能重构，高效率的分级诊疗体系无法建立，“黄牛”也就不会消失。他们甚至还可能凭借垄断号源，坐地升级和涨价。媒体这一轮热炒“黄牛”的势头已经快过去，或许“黄牛党”又会迎来两三年的高枕无忧。　

在优质医疗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移动医疗不应该利用平台去挤占瓜分资源，而应该做出更有技术含量的事。比如通过互联网双向选择，帮助专家找到“对的病人”;或者通过“精准预约”模式，实现患者和医生的碎片时间无缝对接深度咨询，这样既解决了部分患者的就医需求，也让医生从中找到职业尊严。　

除此之外，移动医疗的发展还需要国家政策的进一步扶持。与此同时，国家需要向老百姓推广更廉价、更简单易学的智能终端设备的使用，使老百姓真正可以轻轻松松看病。　　

打击号贩子不可误伤移动医疗发展

很显然，移动互联网与医疗健康服务相结合的形式正给医疗卫生行业带来巨大的变革。移动医疗的快速发展代表了社会和行业的发展趋势，在快速的行进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最终会提高整个医疗的运行效率和患者就医体验的。就如同滴滴、优步等打车软件，虽然一直处于政策和舆论的风口浪尖，但却真实地提高了中国人的出行效率。　　

2016年甚至于未来的一段时间，通过移动医疗APP，为用户提供自动化的数据输入服务仍将是主流趋势。移动医疗已经越来越多地借助传感器记录人体指标和收集数据，70%的移动医疗APP会内置在手机内。　

毫无疑问，为了净化整体医疗环境，我们应该坚决支持各级主管部门、医院和舆论打击号贩子倒号行为。但相关部门盲目地打击“号贩子”，估计苦的不仅是号贩子，众多移动医疗软件也会“中枪”。　　

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充分了解并充分保护移动医疗创业企业的创新属性和改善医疗服务体验的积极性，充分保护新生的创业企业，帮助公众认识和了解移动医疗对于改善就医体验、优化医疗资源分配、增加医疗服务增量供应的价值，让多方主体更多的从中受益。

（来源：艾媒网；作者：We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