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云烟，依稀踪可觅。

人生须感恩，师恩最足忆。

人生须感恩，除了感激生养自己的父母，供我衣食的祖国、人民之外，最该感恩的是师长。人在一生中如能遇到好的师长，是极为幸运而值得万分珍惜的。应该说我等就是这方面的“幸运儿”，因为我们曾拥有像梁伯强、秦光煜等名师。

我从事病理学专业已六十余载，始于1953年8月。是时，我原本即将步入毕业实习，却被抽调到中央卫生部委托中山大学医学院举办的第三届病理学高级师资班学习一年，至1954年8月结业。解放初期的各种医学学科的师资班，分为高级、中级二类，是为国内医学院校培养、输送师资和科研人员而设的。前者学习一年，结业后分配至医学院担任助教或到医学科研机构任职，后者（中师班）为期半年，以后任医士学校或卫校的师资。1954年以后，师资班停办，改为招收研究生。

和我一起到师资班的同校（江苏医学院即现在的南京医科大学）同学共4人，其它还有中山大学医学院7人，嶺南大学医学院（后并入中山医学院）5人，上海医学院5人，浙江医学院3人，大连医学院2人，共26人（男17，女9人）。虽说都是应届生，但年龄、体格、外貌却有明显差异，其中有魁梧健壮的铅球冠军，也有娇小瘦弱、林黛玉式的女士。籍贯遍及大江南北，以广东籍居多，另有华侨3人。如此同窗学习、生活一起，真可谓其乐融融。我们在梁伯强、秦光煜教授等老师精心培育、指导下，通过一年的学习，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病理学专业基础。不但能胜任以后所承担的教学和科研等工作，而且都在病理界或其它学科成为骨干，作出一定成绩，还出了三名院士（姚开泰、顾健人、甄永苏），一位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陈妙兰）等。

我们开始时主要师从梁伯强教授。由于当时将嶺南大学医学院、广州光华医学院并入中山医学院，所以不久秦光煜教授也成为我们的导师，此外还有李瑛副教授、区宝祥讲师等也担任部分教学任务。

梁伯强教授1922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1923-1925年赴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据悉Virchow、Aschoff曾于此任教和工作）研修病理，获博士学位。他回国后先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任病理学教授。后因开展尸体病理解剖，遭上海黑社会敲诈勒索而无法承受，于1932年回家乡广东（梁教授原籍广东梅县），任中山大学病理学教授，且为教育部部聘教授。当局斥资为其建立有专门楼舍的病理研究所，房舍设置多参照欧式，学生学习病理学需进研究所的弧形阶梯教室。教室中央设解剖台，可示教病理尸体解剖，而且悬挂图表，放映幻灯等极为方便。病理研究所解放前多位病理界前辈，如金泽忠、杨简、高达等教授均曾驻足于此，他（她）们也均可算是梁教授的入室弟子。解放后来此进修的教授、讲师等更是络绎不绝，数不胜数。值得一提的是，梁教授还在研究所楼内辟一标本陈列室。星期日向社会公众开放，普及医学科学知识，同时提倡推广尸体病理解剖。解剖室门口立有竖匾，上书“将遗体提供科学研究功德无量”。因此广州公众逐渐接受死后进行病理解剖，当时中山医学院每年尸解数量可达数百例，到1965年为止，尸解总数达七千余例，为全国之冠，最多时一天接受成人遗体七具。

梁教授对我们真是做到诲人不倦、尽心尽力。开学不久，为了我们掌握尸体解剖操作，一天之内，上下午和晚上，一连示教了三例解剖。开始阶段我们的尸解大体描述记录，他一字一句地亲自审阅、修改，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的具有德文语法的行文风格，堪称一绝。李瑛教授住在梁教授楼下，她告诉我们，梁教授为了修改我们的记录稿，直至深夜、凌晨，他家的窗户还灯火通明。在教学中，梁教授理论和实践并重，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尸体解剖由师资班同学轮值，除完成解剖操作外，接下来的制作病变部位和各器官的组织切片也要由我们自己完成。每组配备一套切片机，组织脱水浸蜡、切片染色等系列试剂，从磨刀开始，最后制成组织切片，各个步骤均需掌握。这对我们真是终生受益，可以自由驰骋于病理领域而具备独立工作的资质。在此我深感有必要向现今年轻的病理工作者推广，绍介。有时一个技术问题的解决，可以大大推进专业业务和科学研究。当然必要的分工还是需要的。在显微镜观察方面，梁教授教导我们在掌握正常组织学基础上，应该从组织学结构，分层次，分部位地仔细观察，低倍、高倍镜轮流使用，特别要重视低倍镜，甚至放大镜（可用目镜倒置于玻片）下的改变，这样不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还要我们掌握如何准确描述、绘图，甚至摄影技术。他的教诲和引导使我们不仅重视书本理论学习，更懂得知识也必须从动手、实践中来，特别像医学这样的自然科学。一年学习的内容，丰富充实。除了通过尸解，学习系统病理学外，我们还学习了外科病理学以及教学讲课和带实习等训练和实践。这样使能一到工作岗位，便基本胜任所承担的业务。

我还记得梁教授一些名言、警句。诸如“不是照书生病”；“不要盲目相信一些文献，看文献时首先注意作者的所在单位以及作者名单中，哪怕是名列最后的一名作者，是否对本专题素有研究”；“杂志、书籍浩如烟海，主要应参考经得起考验的专著（梁教授颇为推崇德国Henke Lubarsch的病理学全书）和杂志”；“对疑难的病变诊断，既要

采用综合法，同时也要使用排除法，才能比较准确”；“认识一种疾病，要大致了解它的历史和现存的争议”……。梁教授在病理形态学方面，特别是肉眼观察，经验丰富、造诣极高。一次尸解一个“脑瘤”病例，发现肺尖有一不大的结节，切面坏死，乳白色。当时大家包括秦教授都认为是结核病灶，梁教授不以为然地用德文说了这是“癌乳”，后经切片证实是肺腺癌伴脑转移。梁教授创办的病理研究所，有严谨科学的工作程序和方法，每逢尸解，解剖者在尸解过程中如有特殊或典型发现，就按电铃，全科上至教授下至助教进修人员，均会放下工作前往观察并作简单讨论。此外，每日上午都有固定时间，全科汇集讨论总结前一天尸解病例，作出肉眼诊断的临时病理诊断报告，罗列所见各脏器病变以及主要病症和死亡原因。尸解记录均需按梁教授所著的病理解剖手册，一一对照描述。德国某教授曾赞叹：“我们德国也没有那么完善”。这些大量的科学记录十分宝贵。梁教授有名的肝硬化科学论文，就是从这里发掘、总结而得的。梁教授善于创新，他和助手一起，发明了鼻咽解剖法，可取出几乎完整的鼻咽部标本，从而大大促进了有关鼻咽癌发生、发展过程，肉眼、组织学分型以及生物学行为的阐明，发表了学术价值极高的科学论文。梁教授曾从我国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发现有许多记载，阐述了脏器的解剖生理学，完全与现代科学吻合，从而揭示我国古代即开展尸解，并且有辉煌的成就，大大早于西方。凡此种种，说明将我国现代病理学奠基人的桂冠加之于梁伯强教授，名实相符，当之无愧。

解放前梁教授虽曾于1937年至1938年、1948年至1949年两次短暂地出任过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但他主要还是一位潜心埋头于学术，纯粹而自由的学者，终日身居病理研究所，从事教育和研究，不愿与当时恶劣的政治、社会环境同流合污。解放后，看到新中国蓬勃发展、飞速进步的新气象，梁教授焕发出热爱新中国、新社会的高度政治热情，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任中国医学代表团成员，赴苏联、朝鲜等国访问、交流。担任众多兼职，如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华南医学院第一副院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病理学会副理事长、国家科委医学组成员等职务。并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真像李瑛副教授背后评价他的那样：“解放后梁教授像换了一个人”。彰显梁教授爱国的一片赤子之心，堪称医学界的楷模。

限于篇幅，以下简要介绍秦光煜教授。秦教授出身无锡名门望族，自幼北上，就读并毕业于协和医学院，从事病理学专业。1940年赴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深造。回国后继续在协和和北平医学院任教，北平解放前一年，应聘至广州嶺南大学医学院任病理学教授兼科主任。在协和期间与胡正祥、刘永教授共事，解放初期出版胡秦刘共著的《病理学》，该书不仅内容充实、图文并茂，而且文采盎然，实为我国空前绝后、堪与国外经典病理学教科书媲美而毫不逊色的佳作。秦教授为协和才子，不仅专业卓群，而且兼长书法、金石，还喜爱京剧，兴之所至高唱一曲，我们曾有幸欣赏。秦教授学识渊博，著作甚丰，汇集有《光煜著作》厚册。在我国麻风病、胆管癌、鼻咽癌等研究方面有开创性贡献。我曾冒昧问他，平时应该阅读哪些专业杂志，他大手一挥，答曰：“所有医学杂志”。在我们这届师资班，他为我们讲授“美式”病理生理学，十分精彩，其中内分泌章节，从生理生化学基础讲起，融会贯通，还特别介绍Seyle学说。凡此种种，今我们钦敬不已。他日常西装革履，头发梳理得文丝不乱，风度翩翩。平时不苟言笑，颇有严师风范。但有问必答，甚至具体告诉你可查X年X期X篇杂志或哪种书籍的X章X节，学养之深，令人惊叹。他有吸烟习惯，师资班偶有同学，从他办公室取走一两盒，也浑然不觉，有时随他外出，会招待我们共餐，真是慷慨大方。春节时邀我们全班到他寓所聚会，至今印象深刻，师生之情，终身难忘。秦教授还曾给予我们这样的评价：“你们达到的水平超过了协和”，使我们深受鼓舞，建立了对以后工作的信心。

梁、秦二位教授分属旧时的所谓“德日派”和“英美派”，尽管有时在学术观点上出现分歧甚至争论，但相处十分融洽。梁教授更是包容大度，自秦教授来后，即将病理研究所主任礼让，经常言说“我们研究所在秦教授领导之下，如何如何”。我们不禁暗中偷乐，因为实际上病理研究所还主要由能者多劳的梁教授掌控，不知当时书生气十足的秦教授有无感受？！秦教授还曾兼任华南医学院工会主席，当选过全国人大代表等等社会职务，表现了近乎天真的爱国热诚，对我们也是极大的激励、鞭策。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确是达到了“价廉物美、经久耐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境地。在梁、秦教授二位老师的身上得到充分的印证。可恨可叹的是，梁秦二教授竟遭受文革的残酷迫害，据说梁教授临终于病房走廊而未能入病室，秦教授则自缢告别人世。梁教授终年未满70整岁，秦教授仅67岁。如能假以天年，我想他们将会给国家、人民作出更辉煌的贡献。书写至此，真是“肝肠寸断”、“心痛欲裂”而难以续书。愿我们后继者能跟随前辈的脚步，奋力前行，实现振兴我国病理学事业的中国梦，这样才不致辜负先辈们的期望和付出过的心血。

作者简介：赵庆夏，生于1932年5月，江苏无锡人。1954年毕业和结业于南京医科大学（原江苏医学院）医本科和华南医学院第三届病理学高级师资班。1954年起分配至河南医学院（现郑州大学医学院）任教，1986年晋升教授。曾应邀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于1986年9月至1987年10月赴美国Kansas大学医学中心病理和肿瘤学系学习、交流。曾历任教研室主任、河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部主任、中华医学会河南分会理事、多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评审组成员、多届中华病理学杂志编委、特约评审员等。除从事教学和诊断病理工作外，还从事过实验性肺癌、胃癌前病变等多项研究，在国内外发表过论文近百篇，参加三本教科书等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