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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仿——回忆我的老师和前辈

 华夏病理 2830 评论

刘彦仿 口述  程 虹 整理

题记

      华夏病理学网准备开设一个记录我国老一辈病理学家的新栏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中华病理学杂志》曾零星地介绍过一些我国早期著名病理学家,但仅是其中的极少数,他们中大多数都不为年轻人熟知,在茫茫人海中将很快被遗忘,因此,需要尽快地开始这件历史性的工作,记录下那些曾对我国病理学发展有过重要贡献的病理学家。

      小荷知道我已年过九十,了解并且还记得一些我国早年病理学家的情况,建议由我开篇,先介绍几位前辈,正式开启这项工作。如此代代相传,大家一起来回忆并记录我们自己的一代代病理学家,这个栏目就会日益丰富起来,将成就一本最鲜活生动的我国病理学家史册,让后辈的一代代病理人藉此缅怀前辈,并能够与这些大家做跨越时空的交流。

      这便是我在这里讲述我所知道的几位老师和前辈的缘起。第一位要讲的是胡正祥教授,他是中国的第一代病理学家,也是我外科病理学的启蒙老师。

 

回忆之一

我的专业启蒙老师胡正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国内基础医学师资严重匮乏的状况,委托在旧中国早已成名的学者在不同院校举办不同专业的师资培训班,当时卫生部由徐诵明负责培训管理,他是中国第一位经过科学培养的病理学家,解放前曾任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培训计划可能就是由他提出来的。

      承担病理师资培训的是中国第一代的病理学家,有胡正祥(北京协和医学院)、梁伯强(中山医科大学)、谷镜研(上海医科大学)、林振纲(北京医科大学)、吴在东(南京大学医学院)等,这些病理界的老前辈都分别举办过数届病理学师资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病理医师,解决了当时病理师资奇缺的燃眉之急。

      我就是这些幸运的年轻一辈中的一位。1951年8月从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正值抗美援朝之际,我被分配到第四军医大学的前身,西北人民医学院,在病理学教研室工作。当时我的主要任务是把刚参军的知识青年,用8个月或两年的时间培养成为速成军医以迎抗美援朝之需。工作两年后,因当时缺乏活体组织检查及尸体检验的正规训练,1953年学校送我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系,参加病理高级师资培训班进修一年,在那里,有幸认识并受教于我的专业启蒙老师——胡正祥教授,也正式开始了我人生长达60年的病理学生涯。

      当时胡正祥教授是协和医学院病理系的主任。他192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在美国经过数年专业病理训练,1924年回国就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系,是我国第一代的病理学家。那时病理系还有刘永教授、王德修讲师,佘铭鹏、臧旭、张庆锡(?)、夏求浩四名助教及十位左右的技术员,都是我们师资班的老师。

      我们1953-1954年病理高级师资培训班总共有18位同学,很多来自部队系统的医院,如第二、第四、第五军医大学,由于协和一度为军管单位,因此曾为军队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军医。培训班为期一年,首先要经过短期技术训练(如常规及特殊染色),再经过几例尸检和半个月的活检初检实践(逐级复查),每周参加活检讨论,按月进行尸检讨论。当时的学术气氛非常民主,参会人员谁都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最后由教授总结。其中很重要的教学方式是专科病理学报告,如乳腺病理、甲状腺病理、神经系统病理等等,继之切片实习,最后考试。

      进修期间,要求我们每个人至少完成2例尸检,由胡正祥和刘永两位教授复查。胡正祥教授看片子非常认真,在复查时会亲自带着学生逐一阅读,这个过程中收获很大,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因此大家都想跟着他复查。我仍记得当年跟他读片的一些细节,我虽然经过认真准备,仍然忽略了病人胃上有一个表浅溃疡,尸检复查完成后,老师继续在镜下耐心地教我如何认识气管壁内的各类炎细胞,那是组织细胞,那是大单核细胞,那是肥大细胞,等等。当时他已年近六十,患有高血压病,还有眼底出血,但仍坚持每晚来给学生复查尸检报告,常常工作到深夜,令人感动。

      虽然进修时间只有一年,但是在这短短的一年中,我从无到有收获极大,踏踏实实地经历了系统的病理专业训练。返校后我就担任了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病理科的病理组长并带领培养着三名进修医师。

      除了专业学习,在这一年中跟老师在学习和工作中相处,对他的为人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胡正祥教授虽然素以严厉著称,但当时在同学们的眼中,却是亲切和蔼的,他从来不让称他教授,只让大家叫他大夫。他不仅仅学问大,病理水平高,学术贡献突出,而且非常热爱和关心学生。我当年的师资班同学,后来的同事臧建申教授(注:臧教授当年从第五军医大学去协和进修,后来第四和第五军医大学合并成为第四军医大学),多年后一直记得,毕业离开北京时,胡正祥教授亲自到火车站送他的情景,终身难忘。

      记得当年学习的时候,协和病理系位于四楼,上面还有一层阁楼,其中堆放许多杂物。有一次,我偶然爬上阁楼去,见到很多散在的论文单行本。随手翻看,许多篇是英文的,有一篇是关于组织细胞及单核细脃吞噬中性红颗粒的文章,中性红颗粒散在分布于组织细胞的胞浆内,集中分布在大单核细胞的核旁。前者形成的异物巨细胞,后者形成的郎罕氏巨细胞仍然保持这个特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能发表这样深入的文章,令我非常震撼。胡正祥教授的学术贡献很多,大家都知道他对黑热病做了大量研究,描述过白蛉子传播黑热病利多氏小体,小体在网状内皮中大量增殖压迫造血细胞到骨髓外生存,在颅骨下形成髓外造血,并对这种疾病的传染媒介、途径、病情以及对人体的损害等方面提出了新的发现和见解。

      我们当时所用的参考书,是胡正祥与秦光煜、刘永两位教授共同编写的《病理学》,这是中国第一部病理学专著,全部采用的是国内的病理资料。《病理学》内容丰富不说,还有印在新闻报纸上的大量照片,非常清晰又说明问题。照片中的形态结构细致,反差适度,层次分明,而且丝毫没有人为现象。这不得不归功于一位姓蒋的先生,胡正祥教授的秘书兼摄影师,他就是用最简单朴素的照相设备拍摄出精致的照片,更可见胡正祥教授对下级的训练及要求多么严格。其中许多照片后来被国外教科书引用(如天花、髓外造血等)。

      除了耳濡目染,那时我还从周围人的口中多多少少知道了一些关于老师的事情。还清晰记得胡正祥教授和林振纲教授的一段佳话,是我的舍友邢寿福(当时是我们师资班的班长,后任湖北医学院病理主任)告诉我的一段往事,那时我们经常在宿舍夜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处于战争状态,1942年初,协和医学院被日军占领而被迫关闭。当时北平大学医学院的林振纲教授邀请胡正祥教授去北医工作,并将研究经费的三分之一分给他。1945年日本投降后,胡正祥教授任北医病理科主任,林振纲教授则去了沈阳大学医学院工作。建国后,协和医学院重建,胡正祥教授回到协和,而林振纲教授重返北医,两个科室之间学术交流很频繁,每周都有学术活动,包括尸检、活检和病理研究,这种交流持续了很久。

    结束协和的学习之后,还陆陆续续听到一些关于老师的消息。但后来听到的多是不好的消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1952年,美国在侵略朝鲜的战争中进行细菌战,胡正祥教授与其他专家一起到东北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搜集和制作了大量的细菌病理标本,向全世界公布调查报告,揭露美国侵略者的罪行。后来有人居然说,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某些细菌武器菌种,曾是胡正祥提供过的。他在文革期间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斗争”,多次遭受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抄家和毒打,最后不能忍受屈辱,割破股动脉自尽,一代病理学家竟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人世。胡正祥教授同不少著名病理学家如谷镜研、秦光煌、江晴芬及刘恺等遭遇同样的被迫致死的命运,造成了中国病理学的极大损失,令人扼腕叹息。

 附一 胡正祥教授简介

      胡正详(1896-1968),病理学家。1896年6月4日生于江苏无锡,1968年11月12日卒于北京,享年72岁。1921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随后在美国波士顿麻省总医院病理科跟随著名的病理学家Frank B.Mallory从事病理研究。1924年回国,在北京协和医学院长期从事病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病理系主任、教务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并被推选为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病理学会主任委员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其间,曾于1932年在德国病理学家Aschoff教授的实验室工作1年。从事病理教学和科研工作40多年,先后在国内外发表74篇论文,对黑热病、严重贫血、动脉粥样硬化、病毒性肝炎、肝硬化、恶性淋巴瘤等疾病的病理形态研究都取得公认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病理学事业和《中华病理学杂志》的创建和发展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与秦光煜、刘永两位教授共同编写第一部全部采用国内病理资料的《病理学》专著,为创建我国病理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我国病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附二 1954年7月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高级师资训练班毕业合影

刘彦仿——回忆我的老师和前辈

刘彦仿——回忆我的老师和前辈中排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系老师,其中右三为胡正祥教授。前排和后排为1953-1954年病理高级师资训练班的18名学员,其中前排右三为刘彦仿教授。

 刘彦仿教授简介

     1924年11月生于山东海阳,中共党员,第四军医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华病理学会常委、《中华病理学杂志》副主编、总后勤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常委、陕西省病理学会主任委员、南京大学医学院和汕头大学医学院顾问、客座教授等职。中国免疫组织化学的先驱及奠基者,免疫组织化学协作组组长。对乙型脑炎、乙型肝炎及流行性出血热等的免疫病理学有深入研究,制造过基因工程抗体。培养硕士生45名,博士生25名。发表论文320余篇。主参编《免疫组织化学》等专著十余种。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次,军队及省一等奖6次,军队及卫生部二等奖11次。荣获二等功1次,三等功4次。被总后勤部评为一代名师,获军队病理学会及中华病理学会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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