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医生不再迷恋“身份”，根本出路在于打破政府对医疗资源的垄断，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不同所有制医院平等竞争。
不久前，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总经理叶红坦言参与公立医院改革的困惑。两年多前，该院整体托管了武汉第七医院。当时，武汉第七医院接受私立医院托管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保证职工的事业单位编制身份不变。目前，改革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少数具有事业单位编制的员工没有后顾之忧，工作积极性不高，对医院发展和效益漠不关心。
在中国，公立医院医生都拥有一个耀眼的光环—事业单位编制，而编制意味着一系列福利待遇。尽管很多人抱怨公立医院体制僵化，但谁也不愿轻易离开，因为他们害怕成为无依无靠的“社会人”，失去职位、职称、科研等机会。这一条条“隐形的绳索”，将医生紧紧地捆绑在公立医院，这就是医生迷恋“身份”的原因。即便政府允许多点执业，公立医院医生依然无法挣脱“绳索”。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提出，逐步取消医院的行政级别。所谓取消行政级别，就是事业单位去行政化，让所有公立医院成为平等竞争的主体。事实上，仅仅取消医院的行政级别是不够的，最终还要取消医生的“事业单位人”身份，使其成为真正的自由执业者。在此基础上，废除医生职称评定制度。如果公立医院失去了级别、编制、职称等优势，医生自然就会流动起来。事实上，西方国家的医生只有行医资质的门槛，不存在职称和级别。一位医生好与差，主要看病人的口碑。所以，医生都能把精力放在患者身上，而不是放在写论文、评职称上。这就是取消医生“身份”的意义。
其实，放弃事业单位人的身份，对于医生来说未必是坏事。目前，公立医院医生抱怨最多的收入与付出不成比例，无法体现其高风险、高投入、高技术的职业特点。作为事业单位人，医生的薪酬不可能太高，这是必然的。而一旦医生实现自由流动，其薪酬便可以由市场来决定，稀缺资源的价值得以充分体现。医生只要获得资质，便可自由行医。既可受雇于多家医院，也可自己开诊所，其收入高低主要取决于患者的认可度。
不过，要想让医生真正流动起来，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医疗市场实现充分竞争，社会资本举办的各类医院能够与公立医院抗衡，医生可以自由开办诊所。目前，由于政府对医疗资源的垄断，导致社会办医遭遇了“玻璃门”现象。政府不仅控制了医疗的核心资源—医生，而且在准入、规划、资质、评级、定价、医保等方面也存在垄断，从而制约了社会办医的积极性。例如，一名医生要想开办私人诊所，必须迈过严格而苛刻的审批门槛。不仅选址要符合区域卫生规划，而且必须提前把诊所装修好、把设备买到位、把人员聘齐全，甚至还要提供当地人口、经济、社会、流行病等调查报告，以及办理大量的审批手续，这样才能递交申请材料。而一旦有一个环节被卡，前期的人力物力投入就会血本无归。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梦想“单飞”的医生纷纷“折翼”。
让医生不再迷恋“身份”，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权力，打破政府对医疗资源的垄断，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不同所有制医院平等竞争。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解放医疗生产力，使看病难看病贵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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