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们就好比是医生中的‘侦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王坚说，这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职业之间，其实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它们都要求从业者心细如发，见微知著。侦探有这些特点，目的是为更快破案找到线索，而病理科医生则是为了拯救患者，为患者争取宝贵的治疗时间。很多时候，病理科医生的工作难度比侦探破案只高不低。
“大侦探”
“平时经常和各种各样的检查报告和病理鉴定工具打交道。”王坚说，这些工具和检测，其实就是病理科医生手中的“放大镜”，病理科医生需要做的，就是从一大堆患者的信息中抽丝剥茧，最终确定致病“真凶”。
“有一位17岁的患者让我印象深刻。”王坚说，患者来院时腋下有肿块，由于发现时间晚、病程发展快，已经失去了做活检的机会。虽然仅凭肉眼无法确诊患者患了何种疾病，但王坚可以断定，患者的情况不容乐观。
“思来想去，只能从患者以往的检查结果上找线索。”王坚回忆道，“我们找来了患者所有能找到的相关检测材料，再根据其来院之后的种种症状和迹象进行综合分析，最终认定患者得的是‘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属于一种恶性程度比较高的肿瘤类型。”
“案”已告破，时间就是生命！诊断一定，病理科立即协同化疗科一起为这位患者制订治疗方案。“治疗的效果证明了我们诊断的正确性。”王坚说，患者的治疗效果十分理想，病情逐渐改善。
“大法官”
“很多时候，患者来之前已经去过许多医院，找过许多医生，之所以还要怀着一丝希望来找我们，就是想听到一个和别处不同的声音。”王坚说，“此时，我们充当的角色就是生命的‘法官’，与法庭上铁面无私的法官不同，生命的‘法官’在提供准确病理诊断的同时，还需要考虑患者和家属的感受，虽然谈不上‘一言定生死’，但我们的每一句话，往往都会牵动着他们的心。”
法官的职责，不只是判决，还要量刑。王坚说：“病理科医生诊断结果的正确性，往往会对临床治疗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就是医学上的‘量刑’。诊断结果不同，医生在治疗方法和程度上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曾有一个14岁的女孩，从厦门来到上海肿瘤医院病理科求医。“从女孩带来的检查数据和材料来看，当地医院的诊断没有问题。”王坚解释道，“但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女孩的基因突变检测结果显示为阴性。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类型的肿瘤在这个指标的检测中应该显示为阳性才对。为了提高检测的准确性，我们建议患者再加做一个‘分子检测’，以此提供新的线索。”最终女孩的疾病被确诊为“发生在小肠的骨外骨肉瘤”。而对这种疾病的治疗，应该采取放化疗。有了正确的诊断结果，终于能够“对症下药了”。“患者的治疗效果不错，病情也逐渐有了起色。”
“好老师”
“如今，在某些医学领域，我国的水平已经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甚至引领世界。但在病理学方面，我国和世界上的先进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王坚坦言，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二是沉淀。
“最近几年，随着硬件的不断发展和优化，国内病理研究的基础环境正在逐步改善。”王坚说，这更凸显出了我国缺乏病理学专业人才的困境。病理，是国内目前人才最为紧缺的医学领域之一。一个好的病理科医生首先应是个好的临床医生，这样才能了解临床医生在诊断和治疗中的需求，更好地配合临床治疗，从不同的角度服务患者。
病理科是肿瘤医院的“王牌”科室，每年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会诊34000多例。王坚说：“我把这看作是对我们的信任。下一阶段，科室还会配合医院的发展，推进二、三级医院诊疗的标准化，帮助基层单位增强疾病诊断能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得益。我也希望肿瘤医院的病理科能做一个‘好老师’，成为我国在病理研究方面的引领者，终有一天迎头赶上先进国家的脚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专家简介
王坚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上海市临床病理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业委员会常委，上海市医学会病理分会委员等学术职务。
已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120余篇，其中SCI 30多篇。担任《中华病理学杂志》、《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和《中国癌症杂志》编委。主编《软组织肿瘤病理学》一部，参编《现代临床肿瘤学》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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