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祖根，男，1938年8月出生于上海，1961年7月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本科，先后担任协和医科大学协和医院病理科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现任海南省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

医学界对病理医生有一个很高的称呼，有人说“病理医生是医生的医生”，也有人说病理诊断是临床的“金标准”。这两个说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病理在临床上所具有的诊断价值。在病理岗位上默默战斗了50余年的何祖根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医疗战线的“铁面法官”。

两次谢绝美国导师挽留

“我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少先队员，也是新中国培养的早期病理学工作者。”今年78岁的何祖根，谈起自己的事业，恰如那个年代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不仅对事业饱含热情，更是非常感激祖国对自己的培养。 

“我3岁和5岁时，父亲、母亲先后因病去世，是姐姐把我带大的，这对我后来决心学医影响很大”。采访中，从小失去父爱、母爱的何祖根几度哽咽，他幼年立志，长大要做一名良医救人于苦难，让天下的孩子都能在父母的关爱下幸福生活。1956年，18岁的少年何祖根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当时国家最好的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后来我听说，当年在报考上医的学生中，平均千人才录取一个，我们那个学校只有我和另一名女生两人考上了，那名女学生后来成了我的爱人。”何祖根说。 

何祖根在上海医学院医疗系学习，班里的同学一大半是调干生（组织上从军队和政府部门调派的优秀干部），他们大多数是党员，年龄也比高考生大。何祖根说，在校学习期间，这些大哥大姐经常带着他们去上海郊区防治“五大寄生虫”。也可能正是这些活动的影响，他慢慢喜欢上了病理学。“病理是临床和基础的桥梁科学，是研究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不懂病理的人也不可能成为一名好医生”，何祖根说，“只要一有时间，我就泡在实验室里，在显微镜下观看各种标本，研究不同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其不同的形态”。 

1961年，何祖根的毕业论文“中医脉像”被评选为全校仅有的10篇优秀论文之一，他被分配到北京中国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后又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 

1985年，何祖根公派赴美国约翰霍普斯金医院病理科做访问学者，在国际著名肾脏病理学家赫普廷斯托尔教授指导下进行肾脏疾病的研究。何祖根的勤奋、聪明，给导师留下良好的印象，再加上美国从事病理科学研究的人也不多，赫普廷斯托尔教授邀请何祖根留下协助他进行肾脏疾病的深入研究。 

“中国那时候病理学科发展至少落后发达国家20年，当时国外已经在开始进行原位杂交、基因检测等分子病理学研究，而中国还没有起步。病理学的研究设备也很落后，比如电子显微镜，我们买不起，又造不出来。”何祖根说。 

无疑当时留在病理学发达的美国，更有利于自己专业的成长和发展。但他更懂得，祖国病理学要赶上发达国家，需要更多国人艰苦的努力。这次访学结束，何祖根毅然回国投身病理学事业。1990年，何祖根访学美国著名实验室，再次谢绝导师的挽留，坚持回国。 

两次留在国外发展的机会，何祖根没有眷顾，“我看到了我国病理学科和国外的巨大差距，更希望祖国的病理学能迎头赶上国际发达国家的病理学水平，希望自己为此一展抱负。”

看过的片子是他身高的数倍

国外访学的经历，促使何祖根努力地为祖国的病理学奋斗。半个多世纪里，他一直致力于病理学研究和实践，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就，成为我国知名的病理学专家。 

他曾于1993年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在干燥综合征肾小管酸中毒肾小管上皮细胞中有EB病毒颗粒存在，为此与协和医院的同道们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的荣誉。 

“从形态上发现EB病毒的存在，好比破案一样，是直接看到小偷偷了东西，相比间接推测偷了东西，说服力不一样。”何祖根说，EB病毒颗粒在肾小管上皮细胞中的首次发现，直接证实病因由这个病毒引起，不仅是学术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更为疾病的精准治疗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 

何祖根还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肿瘤组织学分类膀胱肿瘤编写组成员，至今仍是多个三甲医院病理科的特聘专家和首席顾问。 

“病理学是知识结构复杂的学科，它非常枯燥，需要一个人执着数十年地为之付出，是一个经验缓慢积累的艰难过程。”何祖根不记得自己看了多少张病理切片，如果叠加起来，一定是他身高的数倍。 

辉煌的学术成就，最终的目的是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如果把临床医护人员看作是在医疗战线同病魔作战的最前沿战士，那么病理医生就是这条战线上的幕后英雄和“铁面法官”，他对疾病所做出的诊断结果，对病人及家庭来说，意味着一次“宣判”，直接关系到病人的治疗方案。在何祖根50多年的病理学生涯中，他用自己执着的敬业精神、深入的病理学知识和丰富的阅片经验，帮助很多患者重新做出正确的诊断，避免了误诊带来的生命健康损失和经济损失。 

某知名互联网公司高管张先生，几年前脖子上长了一个肿块，并逐渐长大，怀疑有问题。他去北京某家大医院求医，并做了“活组织检查”，病理诊断为转移癌。这个诊断结果吓坏了张先生。他和家人一起，又找了很多医院病理会诊，结论仍然是转移性癌。为找到原发病灶，张先生又辗转国内几家大医院，几乎做遍了各种检查，包括PEF-CT、核磁、断层CT、B超以及各种化验，始终没有找到原发病灶。他最后来到何祖根处，何祖根看了病理切片后，询问了张先生，“手术后，你有没有看肿块，看到了什么？”张先生说，医生切开了肿块，流出了黄色液体。何祖根说，“那就对了，根据肿块部位，你是先患上先天性腮裂囊肿，然后囊内的鳞状上皮发生不典型增生，最后癌变，形成了现在的鳞癌，这就是原发灶，而不是转移灶，切除了，根治了，就没问题了。”张先生听后，放下了沉重的心理包袱。这位患者何祖根一直随访到现在，长达5年，未见复发，也没有出现其他新病灶。 

有一位单亲妈妈周女士，含辛茹苦将女儿拉扯大，女儿很懂事很争气，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但是，不久前女儿因为肚子痛去北京一家医院检查，结果诊断为胃黏膜下有腺样组织浸润，可能是癌组织成分，要做胃切除。这个诊断，无疑是晴天霹雳，把周女士关于人生的美好希望都毁灭了。但她始终不相信这个诊断，不相信命运对女儿这么残酷。后来，周女士辗转找到了何祖根教授。何祖根认真研读了患者的病理资料，凭借几十年的临床经验诊断不是胃癌，其腹痛主要是异位胰腺造成的。母亲拿到这份诊断书，激动得泪流满面，扑通一声，跪在何祖根面前，感谢他重新让她们母女俩的生命又有了希望。

年逾七旬仍满怀激情

对钟情一生的病理事业，78岁的何祖根教授仍是满怀激情。从工作单位退休后，何祖根被海南省肿瘤医院领导的真诚打动，受邀到这家新建的医院主持病理科工作。 

早在医院病理科设计之初，何祖根就建议把术中冰冻病理诊断室建在手术室的旁边，仅一窗之隔，医生可以把术中切下的组织标本第一时间直接送到病理诊断室。“最能体现病理科诊断水平之一的是术中冰冻诊断，这对病理医师是最具挑战性的工作”。何祖根说，由于组织标本是速冻简易制片，而且时间紧急，病人就躺在手术床上，外科医生等着病理诊断来决定下一步手术方案。肿瘤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是仅仅切除器官，还是扩大切除范围、清扫淋巴结？如果诊断稍有差错，就会导致本来不该被切除的器官被误切，或者切除范围不足而留下后患。“要求病理医生‘准’、‘快’，30分钟内必须做出准确的病理诊断，这是考验病理医生紧迫之下能否做出精准决断的能力”。 

何祖根说，按照国家标准，冰冻标本的诊断符合率为95%，而海南省肿瘤医院的诊断符合率达100%。说到这里，何祖根露出开心的笑容，“这得益于冰冻病理诊断室与手术室零距离进行组织标本的检测”。 

“病理科的硬件建设，只要有钱、有理念，就容易跟国际接轨；但软件建设，比如管理、病理科医生的培养就不那么容易，需要一个过程。”何祖根感叹，“近年来，我国病理学科遇冷，后续人才青黄不接的现状令人担忧。培养一个临床主治医生需要五六年，而培养一个病理科主治医生至少需要10年”。 

为了尽快为医院培养出一批有担当的病理人才，何祖根每天早上早早来到病理科与年轻人一起阅片，参与术中冰冻切片诊断、疑难会诊切片及院外交流片的阅读，并深入浅出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手把手地“传帮带”年轻人。“我们从何老那里学到的不仅是技术，更是高度责任心和严谨的学术作风。”病理科年轻的工作人员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