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物联网概念，通过射频识别（RFID）等信息传感设备，把病理标本与互联网相连接，在各市级医院与病理中心进行病理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病理标本的智能化识别、定位、监控和管理。

数字病理切片系统，是把传统切片进行数字化，集成显微影像处理、Web图像浏览等技术而打造的专业数字病理诊断平台。此平台可逐渐为宁波周边甚至网络能连到的病理医生，提供无时间与空间限制的数字切片实时交流和诊断、疑难病例讨论，并由专家做数字病理切片解读、病理远程教学。图为病理诊断专家正在仔细阅读数字病理切片扫描图像。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下，任何一位医生都需凭借辅助的仪器和设备来帮助确诊。不论医院大小，都复制一套完备的设备，那是不切实际的。在发达国家，一般的检验与病理项目由独立的第三方实验室完成，实现资源的集约化运作。

在新医改推进的第三年，全国首个区域临床病理诊断中心在宁波成立。不同于民办医院与公立医院各自为政的格局，这个独立的第三方，向区域内的大小医院提供临床病理诊断的外包服务。

成立临床病理诊断中心横向整合区域内优质医疗资源，通过机制体制的变革提升医疗存量的运作效率和质量；同时对区域内的任何一家医院实行外包服务，实现优质资源全城共享。这是新医改的题中之义，也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

一家中心的诞生

这家中心暂时坐落在市第二医院保黎院区的一幢四层小楼里。

它凭借政府的有形之手，将市李惠利医院、一院、二院、宁大附属医院、市妇儿医院和市中医院这6家市级三级医院的病理科成建制地从各大医院剥离出来，实现区域内最好的病理诊断、技术人员与设备的整合与统筹。

来自上述6家大医院的61名病理诊断医生、技师，年龄大部分在35岁－45岁之间。其中，正高4人，副高16人。他们被分成组织病理部、细胞病理部、病理技术部进行集团化工作。

对于甬城的病人来说，去就诊医院取样、拿报告，还跟过去一样。但他们不知道，其实操作流程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心医教部负责人说，昔日，医院里的病理标本直接由手术室等拿到病理科。而现在，标本由两辆物流车上午、下午各一次从各大医院收集后，运到中心，然后进行标本登记。这些流程是基于物联网技术的RFID（射频识别）病理标本监管跟踪系统全程监控。也就是说，从联网的各家医院医生开出病理申请单起，中心电脑通过每个标本瓶内射频电子标签，实时监控病理标本的采集、运输、制片、读片和报告等全过程，并据此统筹安排人员与设备。

每天上午，中心对疑难复杂的片子进行三级会诊。也说是说，每个诊断体现了宁波最好的病理医生的集体智慧。

依据全市卫生系统局域网络，中心的医生出具诊断报告的同时，所送标本的医生就能在工作站实时共享加盖了读片医生电子签章的病理诊断报告，不久的将来病人也能同时在就诊医院的自动打单机上打印报告。

现在，中心病理切片常规报告需要5天左右。为更好地为临床一线服务，中心还设立晚班，将收到的标本当天取材，方便病理诊断医生第二天尽可能早地读片，下午可出部分诊断报告。胃、肠镜等内镜病理标本可在72小时内出报告。

市卫生局王仁元副局长告诉记者，通过网络的延伸，今后任何一家医院都可成为中心的一个服务终端，而中心作为中枢用物联网技术进行全流程的监管。

这个新诞生的公立第三方机构还打破了我国病理界的传统，全天候为临床服务，给患者带去方便。眼下，中心在上述6家医院开设业务派出点，由医院提供场地、水、电等基本设施，而所有的运行成本、设备投入、耗品费用、人员工资由中心承担。这些业务派出点里有2－3名医生即时开展手术的冰冻快切，同时收集切片。双休日也可以提供预约快切服务。

王仁元说，中心由上海肿瘤医院对接，使宁波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与国内同步的优质病理诊断服务。根据全面托管的协议，引进这个国内顶尖团队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理念。

成为国内领先的临床病理诊断中心，成为国家级的临床病理培训基地，是中心5年后的目标。

位于环城北路的中心新大楼建设已破土动工。这幢上万平方米的建筑，投入5000万元，有着与国际接轨的诊断流程设计和完善的网络管理系统。今后，这里将建立形态－免疫组化－分子病理技术相结合的诊断平台，让宁波的病理诊断实现大跨越从“常规武器”时代进入“尖端武器”时代。不久的将来，通过远程会诊平台，市民在宁波就可得到权威专家的实时病理读片。

小而全建设的困惑

病理诊断好比是医生的眼睛和武器，作为诊断的金标准在现代医疗中地位日益显著。而这恰恰是以往宁波医疗行业的一块“短板”。业内人士说，宁波的常规病理诊断准确率在95%以上，然而在相关的免疫组化、分子病理、细胞病理等国际较为领先的病理诊断技术上的确较为落后。据粗略估算，近一半有高端诊断需求的病人只得远赴杭州、上海等地就医。

一位业内人士说，宁波的病理诊断手段远远跟不上现代医学的发展。比如：肝癌、肺癌、乳腺癌等病的化疗需要分子病理的检查。欧美等先进国家和上海、北京等地病理医生通过分子靶向药物检测确定治疗方案；而在包括宁波在内的国内很多地方，缺乏这种技术，不能向临床提供药物治疗敏感性的依据。

市卫生局的一份调查表明，过去10年本市居民疾病谱悄然变化。而慢性病持续2周以上的病例增加了近一倍。慢性病成为宁波市民的头号杀手，特别是循环系统疾病、肿瘤和内分泌系统疾病近年来上升很快。

据统计，全市每年有18－20万的病理切片从30家医院180多名病理科医技人员手上过。毫不客气地说，病理医生手中的每一张片子攥的就是一条人命。采访中，宁波病理界的数位资深专家坦言，以往单纯形态学诊断模式已难满足临床疾病诊断需要，需要不断引进新的生物学技术。比如说，通过免疫组化、分子病理等不同的高科技途径，就能尽早确定各类癌症。而形态学的变异，往往发生在癌症的后期。

病理诊断，急需引进新技术让宁波医生拥有一双“火眼金睛”。

然而，过去病理科小而全的运作模式挡住了引进高新技术的脚步。

病理医生是全国最紧缺的医生之一。再把原来就紧缺的病理医生分散到各个医院，病理诊断医生就更紧缺了。按照卫生部的要求每百个床位配备1－2名病理医师。这在国内的地市级医院，鲜有达标者。一位在大医院做了12年的病理医生说，他们科室的医生个个都是“万金油”，从最简单的透镜到最高端的免疫组化等10余种诊断方法，都要会操作。但由于精力有限，很难做得精细。而在国外，现代病理诊断在10多年前就已细分到不同专业组操作，可同步应用最新的生物技术。据调查，宁波的各大医院还停留在以形态学和免疫组化相结合，辅以少量的分子病理诊断技术。李惠利医院是我市病理诊断开展项目最为全面的一家医院，能做120多个免疫组化项目和部分分子诊断项目。对每年有数千台高难手术的该院来说，这样的病理诊断技术还需提高。

为此，宁波相当数量的病例送外地会诊或定期请病理专家来对疑难病理切片把关。

我市30家县级及以上医院都设有病理科。手术量大、等级高的医院病理切片多些，反之就少。切片多的，忙煞；切片少的，空煞。然而，每家医院都必须配置一些必要的诊断和技术专业设备。“旧一轮的重复建设还没结束，各医院又有了新型大设备的添置计划，于是，新一轮的装备竞争又开始了。”业内人士透露，每家医院单独订购试剂，由于标本量不大，常常面临试剂过期的风险。一些医院为了摊低成本，有的项目一周做一次。这样，病理报告的时间被人为地延长了。

各自为政的结果还给市民带来一大困惑病理诊断报告文本，一家医院一个样。换家医院看病，还得再来一次取样，做一次病理诊断。

这种分散的粗放式运作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宁波打造浙江医疗高地的需求，这需要一场机制与体制上的变革。

新机制带来的变革

其实，这种独立的第三方外包服务由来已久。

数年前，广州的金域、本市的美康、杭州的迪安与艾迪康相继出现。这些民营的独立第三方以差异化竞争来填补市场空缺承揽各家医疗机构“做不了，但不得不开展”的病理、检验项目。

然而，将这种第三方外包服务模式成功引入公立的医疗领域，还是开了全国先河。

宁波用政府的有形之手，整合了散落在市级大医院的病理诊断技术、设备和人才要素，在行政区域层面重新配置；并对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开放，使优质资源在区域内发挥最大效用。

上海肿瘤医院的托管给中心悄然带来变化。中心将参照上海的模式，按系统分组，比如消化、神经、血液等各个组分别与临床科室相对应，达到病理与临床的精细化合作的同时，使病理诊断医生也能成长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第一份派往上海肿瘤医院进修的名单正在拟定中。而在以前，病理科人手紧，“一个萝卜一个坑”，鲜有外出学习的机会。

另一方面，集约化运作的优势凸现：由于中心处于区域垄断地位，标本量大，掌握了设备与耗材的议价话语权。目前，已有不少上游的设备供应商频频向中心抛出橄榄枝。其在这方面的成本支出可远远低于分散在各医院的这项开支。耗材使用上的浪费也将大量减少。过去各家医院1毫升的试剂没做几个标本就得扔掉。现在，这种情况不复存在。病理诊断的质量控制更易操作，因此病理诊断的稳定性将更高。

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很快撬动宁波整个病理诊断市场的重新洗牌。区域医疗格局悄然发生变化。

过去，最为尴尬的是中等医院，由于自己开展成本太高无法承担，转送大医院又怕病人转院。市第六医院、市第七医院和市第九医院听说市里成立区域病理诊断中心，积极联系要求其为他们提供专业的病理诊断外包服务。一家区级医院的副院长告诉记者，该院每年有5000多例病理诊断，而病理科只有3个人，只会做些普通切片，遇到疑难的总是外请专家读片。一些大医院病理科限于人力，往往要优先保证本院需求，这样样本往往得不到及时处理。这位副院长说，现在通过服务外包，共享市级顶级病理诊断资源，十分有利于今后医院新技术和高难手术的开展。

对病理诊断服务外包，社区医院和区级妇保医院等小医院也十分感兴趣。过去病人不愿意去基层医疗机构治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检验与病理诊断的设备没大医院好。另外，有些地方采用大专家坐诊社区医院，以招揽病人，却应者寥寥。究其原因，是由于社区医院设备匮乏，很多大专家开出的检验与病理单子没法做，最终病人回流大医院。

一位区级妇保医院院长告诉记者，该院外包的主要是性激素、甲状腺测定，每月大约有2－3万元的业务量。她坦言，如果自己开展，有的项目4－5个／天，配齐设备却要花巨资，缺乏样本量的支撑，检验人员也养不起。现在，该院与杭州的一家民营独立实验室挂钩，由对方派人每天上门收样本，报告通过互联网传输。她说，这种公共服务外包，对小医院来说划算又省事。这次宁波临床病理诊断中心成立，该院又多了一条选择途径。

在民营垄断的第三方服务外包市场里，突然来了一个公立的机构。这就好比鱼群里来了另一条不同的鱼。充分的竞争激活市场，共同提高区域病理诊断服务水准。

这对于政府和市民来说，也是一件大好事。

记者观察

公立第三方的服务外包

可否推得更广些？

宁波临床病理诊断中心的成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医改的新思路。

长期以来，业界普遍认为病理与检验一样，是医院内部的一个环节。而区域病理诊断中心是个独立的第三方。它一边通过专业的物流采集病理诊断样本；另一边借助便捷的互联网络传输病理诊断报告与图像。

从理论上说，宁波区域范围内的任何一家医院都可成为该中心外包服务的受益者。诊断业务可贯穿从筛查、诊断到治疗监测、预后的完整的医疗价值链。

目前来看，成立区域中心的好处至少有两个：一方面，通过集约化运作，提高诊断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通过服务外包，扩大优质医疗资源在区域内的服务半径。

算一笔大账，这样的区域医疗资源整合是十分划得来的。对于政府来说，公共财政投入的绩效更高；对于中小医院来说，不仅少了许多重复的低水平建设，还依托这个公立第三方机构开展更高层次的诊疗服务；对于市民来说，在区域内任何一家医院都能享受到本区域最高水准的病理诊断。最终将促进分级医疗模式的进一步落实，告别“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跑”的现状。

这种集约化运作模式能在宁波推行，得益于这些年我市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一张大网将市卫生局、各县（市）区卫生局和各级医院紧紧连在一起。通过铺设的专用光缆传输，所有诊疗信息资源包括病理、影像、检验和病历等都可在若干个平台实现数据交换，从信息的孤岛年代驶向共享时代。

近日，湖州、金华和厦门等地也想采用这一模式，发挥当地的病理诊断优质资源的最大效用。

公立第三方的服务外包，不仅带来新医改投资的巨额节省，并在城乡基层医疗机构建设方面节省大量资金，可实现政府、医院与患者“三赢”。对于有13亿人口的我国来说，这是一条应对巨大医疗需求的好途径。

宁波是否可把这种外包机制推得更广些？

刚刚下发的《宁波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实施意见》提出，积极探索医疗资源整合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推进共享型诊疗检查机构设置，鼓励建立区域医学诊疗检查中心，逐步提高临床检验、病理、影像和大型医用设备等资源的共享水平。

我们期待着，在医疗卫生领域里有更多这样的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带来更多的公共服务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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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医学实验室的发展之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达国家医学的发展给国民健康带来福音，但也给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其中美国最为突出。为此，美国政府推出“合理利用资源减少医疗开支”的策略及一系列医疗体制改革，同时引入市场机制加剧行业竞争。最终导致医学检验病理行业中以集约化为核心竞争力的医学独立实验室产生。

这种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起初并未形成规模。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计算机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检验设备越来越自动化，可同时检测多份样品，而所需样本量和耗材越来越少。这些为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它们实现了检验样本集中检测，节省费用的同时，还提高了检测效率和质量，降低了错误发生率，是当前发达国家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据香港专家介绍，仅香港这个只有600多万人口的城市就有450多家独立实验室。

在全美，目前有40%的医学检验由独立实验室完成，这一比例每年还在增长。美国的医学实验室由于为社会需要并且为医师广泛应用，目前已成为一个每年创造120亿美元营业额的行业。

日本的独立医学实验室BML，其本国员工有1160多人，每天处理10万份标本，在全日本有40多家分支机构，检测项目超过4000项。

而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医学独立实验室起步仅有10年。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是全国最早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最早进入医学检验市场的独立实验室，可开展检验项目近700项，日均化检标本近2000个，去年仅活检标本就超过5万例，细胞学标本超过12万例。2000年后，广州达安、杭州艾迪康、杭州迪安、上海美众、宁波美康相继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