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病理学先驱侯宝璋与文学巨匠老舍之间有一段延续多年的金兰之谊。上世纪30年代，他们结缘于济南的齐鲁大学，同为《齐大季刊》编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相聚四川华西坝，虽不共事，但友情渐深；抗日战争胜利后，同被美国国务院邀请前去讲学，一为访问学者，一为“文化使者”；晚年他们相会于北京，成为终生挚友。 

结缘济南齐鲁大学

侯宝璋（1893—1967），著名病理学家、医学教育家。侯宝璋幼承家学，有“神童”之誉，聪颖过人，过目成诵。 1918年，侯宝璋入齐鲁大学医学院学习。1920年，侯宝璋毕业后留校工作。在齐鲁大学医学院工作期间，侯宝璋成绩卓著。1926年，侯宝璋先后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深造。 1932年回国后，侯宝璋与老舍、谢疑远、陈文彬、栾调甫、郝昞衡等6人兼任《齐大季刊》编辑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侯宝璋结识了老舍。

1931年喜峰口长城抗战中组织战地救护队的侯宝璋

老舍曾两次执教齐鲁大学，一次是1930年7月至1934年7月，另一次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1930年初，老舍结束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教职后，返回祖国。当年7月，接受齐鲁大学的聘书，任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文学院教授，并主编了《齐大月刊》。

《齐大月刊》是由齐鲁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于1930年10月创办的一个综合性刊物，编辑部由文、理、医三学院各派两名教师和两名学生任编辑委员，老舍到齐鲁大学任教后，被选派为编辑部主任，主持该刊的编辑和出版工作。1932年《齐大月刊》在出满两卷（每卷8期）后便更名为《齐大季刊》。

老舍在任编委期间曾向侯宝璋借书。侯宝璋珍藏着一本英国作家兼音乐家劳伦斯·豪斯曼著的《阵亡英人的战函》一书。该书于1930年由英国格兰茨出版公司出版，是为了让生者牢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丧生的八百多万同胞所著。老舍得知后便向侯宝璋借来此书，选译其中的几封信，取题名为《几封信》，分别发表于1932年4月、6月出版的《齐大季刊》第2卷第7、8期上。

老舍在齐鲁大学创作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写好之后就讲给齐鲁大学教职工的孩子们听。侯宝璋的次子侯健存当时正在济南读小学，他就常听老舍讲故事。侯健存曾回忆：在齐鲁大学幽静的花园里，才华横溢的老舍先生常给他们几个满脸稚气的孩子讲故事，孩子们听得入神了，欢喜了，先生回家后便挥就一篇佳作；孩子们若是分了神，不爱听，过几天再讲，人物情节准有改动。

1934年，侯宝璋获罗氏基金资助赴伦敦大学热带病研究所留学并进行研究工作，老舍与同年赴国立山东大学任教。这一年他们相继离开了齐鲁大学。 

相聚蓉城华西坝

1935年侯宝璋回国后即任齐鲁大学医学院病理系教授、主任。1937年7月，老舍再次接受齐鲁大学聘书，回到文学院工作。他们再一次在齐鲁大学共事。

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国家利益和抗日大局，也为了齐鲁大学的荣誉，侯宝璋毅然决定与齐鲁大学共进退，到达四川成都后，侯宝璋一度代理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兼任华西协和大学病理系教授、系主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病理系教授。

老舍在济南沦陷的前一天，告别妻儿，挤上南区的最后一趟火车，只身前往武汉参加抗战，自此离开齐大。侯宝璋与老舍两人虽不再共事，但交谊未受阻隔。

老舍在1938年成立 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担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之后，又转到蓉城，住在了侯宝璋家里。老舍说，他到成都办事，就住侯先生家中——“侯宝璋先生给我在他的客室里安了行军床”。 在1942年的《青蓉略记》里，老舍对此事所述甚详：

“看书：在蓉，住在老友侯宝璋大夫家里。虽是大夫，他却极喜爱字画。有几块闲钱，他便去买破的字画；这样，慢慢的他已收集了不少四川先贤的手迹。这样，他也就与西玉龙街一带的古玩铺及旧书店都熟识了。他带我去游玩，总是到这些旧纸堆中来。成都比重庆有趣就在这里——有旧书摊儿可逛。买不买的且不去管，就是多摸一摸旧纸陈篇也是快事啊。真的，我什么也没买，书价太高。可是，饱了眼福也就不虚此行”。

侯宝璋闲暇之余，到旧书店和古玩铺购买“古董”成了他自得其乐的癖好。老舍曾为侯宝璋赠诗一首：“余钱买字画，斗室傲云烟；心悦为珍品，神游乐自然。”并于诗后题道：“又我（侯宝璋字）兄与予有同嗜，余钱辄换字画，悦心则取，不以真伪年代多自萦绕。”

老舍《怀友》手稿

同赴美国讲学

抗日战争胜利之初，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一批知名学者赴美讲学，包括老舍、曹禺等人，侯宝璋也在其内。侯宝璋和老舍一为访问学者，一为“文化使者”。当时，侯宝璋作为知名的医学科学教育家和对中国医学史有造诣的专家，赴美各大学进行讲学，交流中美文化。老舍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斯坦佛大学、哈佛大学等知名高等学校进行了演讲，题目是：《中国现代小说》、《中国抗战文学》等。

一年后，侯宝璋又赴英国讲学，老舍则在纽约定居，在纽约83西街118号租了两间公寓房，过着一种既紧张又孤独的写作生活，一边写小说，组织翻译中国抗战文学，一边关注着国内的战况。

1948年，侯宝璋受聘于英国教育部，成为二战后香港大学第一任华裔病理学教授兼系主任。 

1949年，老舍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结束美国之旅归国。10月13日老舍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离开旧金山,经檀香山、横滨、马尼拉到达香港。到香港后，住在了香港大学侯宝璋家中。老舍曾回忆：下船好几天了，我还觉得床像是在摇晃。海上的颠簸使我的坐骨神经 痛复发了，到现在几乎还无法行走。香港大学又在山上，每次出门都给我带来极大的痛苦。我在此地已呆了十天，仍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北京。此地有许多人等船。北上，所以很难搞到船票。看来，我还得再呆上一段时间，我没法从这里游回家去。

老舍在侯宝璋家中静养了24天，“好容易，得到一张船票！” 登上北上的小客轮经仁川抵达塘沽港。12月12日回到久别的故乡北京。 

晚年相会北京

老舍回国后，其作品在美国出版事宜的信函、汇款，也均是从美国寄给香港大学侯宝璋，再由他转北京老舍收的。

原来老舍回国前，写给美国代理人劳埃德的最后信件，寥寥几行字，只为留一个通讯处，方便他到了香港，还能接到邮件，其中指定的收信人就是侯宝璋。

老舍回国之后，写信给劳埃德，请他寄来五百美金用于买房子。他在1950年2月27日信里说：我的家眷将要从重庆回到北京，我得给他们准备房子。北京现在又成了首都，想要找一处合适的房子既贵又困难。如果您能给我寄五百美元到香港，再由侯先生（侯宝璋）转寄给我，我将非常高兴。”足见，老舍对侯宝璋交情信任之深。

1952年侯宝璋将次子侯健存由香港大学送回内地工作。侯健存放弃香港大学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只身一人回到北京，进入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前身)工作。他回国后，便与大学时的恋人、在上海同济医院工作的刘冬生喜结连理。老舍和夫人胡絜青即作主婚人，又代表远在香港的侯宝璋夫妇，祝愿他俩天长地久，幸福美满。

侯宝璋在香港大学任教多年，后来受周恩来总理鼓舞，于1962年回到北京，出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当时正值中国内地经济最困难时期，侯宝璋携带一批先进科研仪器设备由香港回到北京，并带回多年收集的珍贵实验标本及数百份图片资料，由他一手建立起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分子病理学实验室。

侯宝璋晚年照

侯宝璋回国后，周总理给他安排在了中组部阜城门内的一套四合院内居住。当时老舍住在东城区乃兹府丰盛胡同10号的一个普通的四合小院。 闲暇之余，侯宝璋常约老舍一起去琉璃场欣赏字画和“淘”古董。他们度过了最祥和的时光。值得一提的是，侯宝璋将毕生收藏的文物先后分五批尽赠国家故宫博物院珍藏。

1966年文革开始，周总理数次打电话要侯宝璋呆在家里，以便接受“十六条”的保护。可他的挚友老舍跳了团结湖，他的三个儿子均被批斗，如此的打击让七十余岁的老人心力交瘁，1967年春因心肌梗塞悄然离世。

（来源：《齐鲁晚报》；作者：张洪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