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痴迷于创新。2015年7月，在谷歌上搜索“创新”一词得到3.89亿条记录，而“恐怖主义”只有9200万，“经济增长”9100万，“全球变暖”5800万。大家相信，创新为预期寿命远超100岁、为人机融合、为未来不花钱的太阳能打开了大门。
其实这是对创新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在以下两点上是错误的：它忽视了那些大而基础的探索在大量研究以后已经失败；我们说不清楚为什么我们会坚持不看好的实践，即使有了更好的路径仍然如此。
快中子增殖反应堆，说它产生比消耗的还要多的核燃料，就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创新失败的例子。1974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预言，到2000年美国90%的电力将来自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并且期待1970年代，法国、日本、苏联、英国和美国政府全都会投入这种反应堆的开发。但是，实际上英、法、日本、美国和德、意都因为花费很高、技术问题和环境保护而停止了该项研究，只有中国、印度、日本和俄罗斯还在运行实验性的反应器。全世界经过60年的努力，按现在的钱计算已经花费了1000亿美元，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商业利益。
其他有希望的基础创新也未能受到商业关注，譬如超音速客机，磁悬浮列车和热核能等。热核能可能是最没有创新成就的例子。
第二类失败的创新从日常生活到理论概念都是那些我们知道不行但仍然坚持在做的事情。贾森.史蒂芬（Jason Steffen）想出了一种更快速的登机方法可以节约时间和金钱，他是做太阳系外行星、暗物质、宇宙学等方面的研究的，来自芝加哥附近的费米实验室，做起了登机方法的创新。经过他的测算，这种方法可以为航空公司每年节约数亿美元的开销。有数据表明飞机在停机位每分钟的开销是30美元，假设平均每个机场每天起飞1500架次飞机，每架次可以节约6分钟的话，那每年至少可以节约一亿美元。这被称为斯特芬方法。2008年他写了一个计算机模拟程序来对不同的登机方法进行测试，并把测试的结论投稿到了《空运管理杂志》上。史蒂芬博士提出有两大因素容易阻碍登机过程。第一个是前面的乘客需要安放好他们的行李后才能让开过道，让后面被迫等候的乘客通过；第二个是已经就坐在靠过道或者中间位置的乘客需要重新起身站到过道上，让同排靠窗的乘客就坐。史蒂芬的方法是将乘客按照座位类型分类（例如靠窗、中间、过道），同时确认前后的乘客都是按照座位的不同排次交替排队的（例如1、3、5排或者2、4、6排）。首先让飞机一侧靠窗的隔排乘客率先登机，接着再换另一侧靠窗的隔排乘客登机。接下去让两边被跳过的排序乘客先后就坐，这样靠窗的位子就坐满了。然后重复同样的方法来使得中间位子和靠过道的位子相继就坐。史蒂芬博士用一个模拟的波音757机身和一些乘客做了个实验。这个模拟机身有一条过道和12排。实验中72名乘客（包括带小孩的家庭）登机，并安放他们的包裹和行李箱。
除了史蒂芬的方法外，实验团队还尝试了另外两种登机方法，有严格按照后排先上按区块顺序登机的分块登机法（这个方法目前被大部分的航空公司采用，它根据乘客在机舱中的位置进行分组）和随机登机法（这个方法在今年夏初被美国的航空公司采用）。标准的分区登机方法被证实是速度最慢的。坐满12排几乎需要7分钟的时间。而史蒂芬博士的方法只需要其一半左右的时间。但是，史蒂芬博士承认，还没有航空公司对他的方法表现出兴趣。
又譬如，每半年调整一次的所谓夏时制。一般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为将时间提前一小时。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夏时制并不节约任何东西。
再譬如，国内生产总值（GDP）许多国家都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可是，许多对人民生活有害、对环境有害的事情也可以提高GDP。
在我们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中，年轻人热烈投入其中是好事。但是，热情中要有几分冷静。无论创业或者创新，都可能失败。当然成功也有大成功或者小成功之别。像谷歌、微软、阿里、华为那样的大成功当然极少。对大多数创新者来说是一些比较小的创新，譬如设计一个新的APP，帮人家做某一种数据分析等等，而不是发表一篇SCI论文或者申请到一个什么项目。那些还不能说是真正的创新，只是一个idea。我们总是应该往最好的方向努力，往最坏处着想，你才能对付任何可能的后果。最近大学生炒股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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