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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坚:病理科医生要做“侦探”、“法官”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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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们就好比是医生中的‘侦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王坚说,这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职业之间,其实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它们都要求从业者心细如发,见微知著。侦探有这些特点,目的是为更快破案找到线索,而病理科医生则是为了拯救患者,为患者争取宝贵的治疗时间。很多时候,病理科医生的工作难度比侦探破案只高不低。

“大侦探”

王坚:病理科医生要做“侦探”、“法官”和“老师”

“平时经常和各种各样的检查报告和病理鉴定工具打交道。”王坚说,这些工具和检测,其实就是病理科医生手中的“放大镜”,病理科医生需要做的,就是从一大堆患者的信息中抽丝剥茧,最终确定致病“真凶”。

“有一位17岁的患者让我印象深刻。”王坚说,患者来院时腋下有肿块,由于发现时间晚、病程发展快,已经失去了做活检的机会。虽然仅凭肉眼无法确诊患者患了何种疾病,但王坚可以断定,患者的情况不容乐观。

“思来想去,只能从患者以往的检查结果上找线索。”王坚回忆道,“我们找来了患者所有能找到的相关检测材料,再根据其来院之后的种种症状和迹象进行综合分析,最终认定患者得的是‘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属于一种恶性程度比较高的肿瘤类型。”

“案”已告破,时间就是生命!诊断一定,病理科立即协同化疗科一起为这位患者制订治疗方案。“治疗的效果证明了我们诊断的正确性。”王坚说,患者的治疗效果十分理想,病情逐渐改善。

“大法官”

王坚:病理科医生要做“侦探”、“法官”和“老师”

“很多时候,患者来之前已经去过许多医院,找过许多医生,之所以还要怀着一丝希望来找我们,就是想听到一个和别处不同的声音。”王坚说,“此时,我们充当的角色就是生命的‘法官’,与法庭上铁面无私的法官不同,生命的‘法官’在提供准确病理诊断的同时,还需要考虑患者和家属的感受,虽然谈不上‘一言定生死’,但我们的每一句话,往往都会牵动着他们的心。”

法官的职责,不只是判决,还要量刑。王坚说:“病理科医生诊断结果的正确性,往往会对临床治疗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就是医学上的‘量刑’。诊断结果不同,医生在治疗方法和程度上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王坚:病理科医生要做“侦探”、“法官”和“老师”

曾有一个14岁的女孩,从厦门来到上海肿瘤医院病理科求医。“从女孩带来的检查数据和材料来看,当地医院的诊断没有问题。”王坚解释道,“但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女孩的基因突变检测结果显示为阴性。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类型的肿瘤在这个指标的检测中应该显示为阳性才对。为了提高检测的准确性,我们建议患者再加做一个‘分子检测’,以此提供新的线索。”最终女孩的疾病被确诊为“发生在小肠的骨外骨肉瘤”。而对这种疾病的治疗,应该采取放化疗。有了正确的诊断结果,终于能够“对症下药了”。“患者的治疗效果不错,病情也逐渐有了起色。”

“好老师”

王坚:病理科医生要做“侦探”、“法官”和“老师”

“如今,在某些医学领域,我国的水平已经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甚至引领世界。但在病理学方面,我国和世界上的先进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王坚坦言,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二是沉淀。

“最近几年,随着硬件的不断发展和优化,国内病理研究的基础环境正在逐步改善。”王坚说,这更凸显出了我国缺乏病理学专业人才的困境。病理,是国内目前人才最为紧缺的医学领域之一。一个好的病理科医生首先应是个好的临床医生,这样才能了解临床医生在诊断和治疗中的需求,更好地配合临床治疗,从不同的角度服务患者。

病理科是肿瘤医院的“王牌”科室,每年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会诊34000多例。王坚说:“我把这看作是对我们的信任。下一阶段,科室还会配合医院的发展,推进二、三级医院诊疗的标准化,帮助基层单位增强疾病诊断能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得益。我也希望肿瘤医院的病理科能做一个‘好老师’,成为我国在病理研究方面的引领者,终有一天迎头赶上先进国家的脚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专家简介

王坚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上海市临床病理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业委员会常委,上海市医学会病理分会委员等学术职务。

已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120余篇,其中SCI 30多篇。担任《中华病理学杂志》、《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和《中国癌症杂志》编委。主编《软组织肿瘤病理学》一部,参编《现代临床肿瘤学》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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