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为谁而鸣——冤假错案离我们很远吗

华夏病理 2016-06-12 676 评论

端午节前，最高法院发出了关于再审聂树斌一案的决定书。对家属来说，这意味着陈年“冤案”得以平反的可能。纵观十八大以来公开报道的二十余起冤假错案，除了“亡者归来”或“真凶再现”，绝大多数是“证据不足”型的。

而“证据不足”在病理讨论中是很常用的一句话，是我们避开了临床的误导、摈弃了先入为主的判断、进行了鉴别诊断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我们也有可能制造出冤假错案。可惜有些时候我们只热衷于对别人的错误评头论足而低估了自己成为当事人的可能性。

好大喜功的危害

回顾刚刚接触病理诊断时，很希望自己发出的都是一类报告，不论它的证据是100%的，还是90%，或是80%充分，在我眼里这都是一样的，都是“八九不离十”，不会错。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我是对的，于是被肯定的成就感超过了对患者后续治疗的关注。

经常地，几个一样年轻不知事的医生在一起，用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互相交流自己今天又诊断了几个恶性肿瘤，仿佛是一种值得炫耀的资本。而对那些非肿瘤性病变以及取材过少的组织、病变不典型的标本不屑一顾；既不主动获取临床资料，也不积极提供有用的线索，未能充分发挥三类报告的作用。这和热衷于在“严打”中一显身手、热衷于办“大案要案”一样忽视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的态度本身就已经为犯错埋下了祸根。

病理结合临床≠盲从

幸而有上级医师在后面审核，才避免了一些差错的发生。现在回想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真是太老生常谈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比如被动依从临床而不是结合临床。

临床诊断能给病理诊断提示方向，但它不总是对的。尤其是临床、影像学等提供的错误信息累加在一起，而临床医生又比较强势时，很考验病理医生的自信心。没有主见的年轻医生往往明知诊断依据不足，却牵强地把“附和临床医生意见”等同于“结合临床证据”，勉强诊断，以此来避免在临床面前丢了面子的尴尬。

这是理论上绝不能发生而实际工作中会遇见的情况，如同司法受到行政力量或过激的民意干涉，人治代替了法治。

你看见的只是你有限的知识范围

另一种情况是真正的无知而非态度的问题。

You see only what you known（Goethe）。面对一个病变，总是一根筋地去从自己有限的内存里寻找它“是什么”，“不是什么”，不会从疾病的发展和转归、合并症的存在、个体的差异、特殊类型的出现上予以具体的分析。知识的局限和经验的缺乏阻碍了进一步的探索。于是像一个笨拙的预审员，问嫌疑犯几个问题，推断他“是”罪犯，那他就是了；如果判断“不是”，这些证据便全都没有意义，很少进一步用心去分析自己的思维是如何从“是”跳到“不是”的，几条证据之间有无逻辑上的联系。除了这两种可能，案件还有没有更复杂的情节、第三种可能？

思维的深刻性和独创性不够，便不能在解决复杂问题中发挥作用。